兩漢石刻文獻

㈠ [2015江蘇]據秦琅邪石刻，皇帝之土，西涉流沙，東有東海。但西漢學者編寫的《淮南子》等

朋友，有時候看不懂題目不一定做不對。
你看清楚題目的層次了么？
「……但……更有……」問你「差異說明了什麼」
現在我們來看答案。
A選項太具體；題目沒有態度立場，「貶抑」無從談起。
B選項，「莫衷一是」翻譯成差異，選項就是在說「差異最能說明差異」，這種選項沒價值的。
D選項，「證據鏈」意味著幾層材料環環相扣或者層層遞進，然而題目給出的三層差異明顯，沒有遞進關系，矛盾。
C選項，嘿嘿，題目其實在考你歷朝歷代疆域大小（版圖）。但是你第一眼看到這題讀不出出題人的心意，或是沒有版圖的知識儲備怎麼辦？我們再來深度揣測下材料。我們都知道秦朝的疆域比前代大，然而西漢學者說「顓頊時期就是這樣」，明顯有問題，材料中的「即已」透露出不信任的線索。可能你要問了「更有」怎麼理解？這是材料在遞進。因為上古時期無史料，而商朝已經有文字記載，這個西漢學者還這么說，明顯有毒。而且，你翻書看看版圖就知道到底怎麼回事了。
綜上，你做選擇題不要太死，綜合多種知識。特別是分層的基本能力，很多人都不具備啊。

㈡ 最早記錄武氏石刻的文獻是A.趙明誠《金石錄》 B.歐陽修的《集古錄》 C.謝赫《古畫品錄》 D.黃修復《益州名

有關武氏墓群石刻的著錄，最早見於北宋歐陽修的《集古錄》，記錄了武氏墓群武班碑和武榮碑。其子歐陽裴在《集石目錄》中亦有記述。

因此，答案是B.

㈢ 請問有誰知道兩漢全書它是誰寫的

《兩漢全書》是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批准和重點資助項目，也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十五」規劃項目，創編於1996年，是古委會統一規劃、組織的一批超大型古籍整理項目之一。主編董治安，副主編劉曉東。

《兩漢全書》在廣稽博考的基礎上，收錄全部兩漢現存文獻，舉凡兩漢時期的專著、詩文、辭賦、傳注、石刻、簡牘，包括佚文殘篇，隻字片語，無不在網羅之列，是匯輯兩漢見存文獻的大型叢編。

《兩漢全書》依人物先後為序並以人物為單元編排文獻。每人之下，專著在前，詩文殿後。人系小傳，書冠提要，首次推出一系列完整的漢代個人著述的全集新編，使每人的學術特色一目瞭然。若貫串眾家，縱而考之，則兩漢一代學術的發展脈絡明晰可見，並可顯示各個不同階段演變的具體特點。

從編纂體例上看，《兩漢全書》既是集兩漢經、史、子各類專著之大成的叢書，又是漢人新編別集和散見單篇文章的總匯，帶有總集的性質。這種既是叢書、又是總集的編纂體式，在文獻整理史上堪稱創格。

《兩漢全書》選擇底本務求精善，考辨務求精審，標點、校勘務求精當，人物小傳和專書提要的撰寫務求精確簡明，注意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做出更新更深的開拓，力求在總體上體現當今兩漢文獻整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㈣ 虞山公園的石刻文獻

虞山石刻分布於韶音洞、山體東、南部，形制為摩崖。現存石刻專54件，其中唐代1件，宋代屬6件，元代2件，明代29件，清代16件。從形式上看，以詩文為多，題名很少，還有營繕紀事、題榜、繪畫等。從內容上看，除少數純為祭祀性的廟堂作品外，絕大多數為歌頌虞帝功德，兼贊美風景和文物古跡的修建。
石刻文獻圖片
重要石刻有：年代最早的唐建中元年（780年）的「舜廟碑」，韓雲卿撰文，韓秀實隸書，李陽冰篆額，是桂林最著名的石刻之一，後稱碑三絕；
宋淳熙三年（1176年）的「靜江府新作虞帝廟碑」，記載南宋著名理學家張任靜江知府時重修虞帝廟的經過，朱熹撰文，呂勝已隸書，方士繇篆額，俗稱為「四夫子碑」；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5年）劉傑撰「帝舜廟碑」，以及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沈秉成撰「重修虞帝廟記」等，都是有關虞帝廟興衰和桂林文化教育發展的重要文物。
此外，宋淳熙四年（1177年），張栻手書的「韶音洞記」、嘉定八年（1215年）方信孺作「古相思曲」、明代周進隆、曹學和清代郝浴、查禮、謝啟昆的題詩等石刻，也都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

㈤ 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獻各有何特點

甲骨文和金文現在基本認為是商代，哪個先出現存疑。籀文其實也就是金文大篆。
小篆在戰國專時候就出現了，嚴屬格意義上的是秦國的官方字體。
隸書大概也出現在戰國末期。秦代就有古隸。
草書如果以草寫論，出現在戰國，簡帛書體。可以算草篆
如果以名稱論，東漢章草。
楷書出現於漢末。到唐代走向成熟。行書也就是楷書出現的副產品。

㈥ 史部典籍文獻的分類

【詔令奏議類、一詔令之屬】太祖高皇帝聖訓、太宗文皇帝聖訓、世祖章皇帝聖訓、聖祖仁皇帝聖訓、世宗憲皇帝聖訓、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唐大詔令集、兩漢詔令
【詔令奏議類二、奏議之屬】範文正奏議、包孝肅奏議集、盡言集、讜論集、左史諫草、商文毅疏稿、王端毅奏議、馬端肅奏議、關中奏議、胡端敏奏議、楊文忠三錄、何文簡疏議、垂光集、孫毅庵奏議、玉坡奏議、南宮奏稿、訥溪奏疏、譚襄敏奏議、潘司空奏疏、兩河經略、兩垣奏議、周忠愍奏疏、張襄壯奏疏、靳文襄奏疏、華野疏稿、宋名臣奏議、歷代名臣奏議、名臣經濟錄、名臣經濟錄、御選明臣奏議 【傳記類一、聖賢之屬】孔子編年、東家雜記
【傳記類二、名人之屬】晏子春秋、魏鄭公諫錄、李相國論事集、杜工部年譜、杜工部詩年譜、紹陶錄、金佗?編、象台首末、魏鄭公諫續錄、忠貞錄、諸葛忠武書、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功績錄、朱子年譜
【傳記類三、總錄之屬】古列女傳、高士傳、卓異記、春秋臣傳、廉吏傳、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伊洛淵源錄、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名臣碑傳琬琰之集、錢塘先賢傳贊、慶元黨禁、宋寶祐四年登科錄、京口耆舊傳、昭忠錄、敬鄉錄、唐才子傳、元朝名臣事略、浦陽人物記、古今列女傳、殿閣詞林記、嘉靖以來首輔傳、明名臣琬琰錄、今獻備遺、百越先賢志、元儒考略、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明儒學案、中州人物考、東林列傳、儒林宗派、明儒言行錄、史傳三編、閩中理學淵源考
【傳記類四、雜錄之屬】征南錄、驂鸞錄、吳船錄、入蜀記、西使記、保越錄、粵閩巡視紀略、松亭行紀、扈從西巡日錄
【史鈔類】兩漢博聞、通鑒總類、南史識小錄、北史識小錄
【載記類】吳越春秋、越絕書、華陽國志、鄴中記、十六國春秋、別本十六國春秋、蠻書、釣磯立談、江南野史、江南別錄、江表志、江南餘載、三楚新錄、錦里耆舊傳、五國故事、蜀檮杌、馬氏南唐書、陸氏南唐書、吳越備史、安南志略、十國春秋、附錄、朝鮮史略、越史略
【時令類】歲時廣記、御定月令輯要 【地理類一、宮殿簿之屬】三輔黃圖、禁扁
【地理類二、總志之屬】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方輿勝覽、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
【地理類三、都會郡縣之屬】吳郡圖經續記、乾道臨安志、淳熙三山志、吳郡志、新安志、剡錄、會稽志、赤城志、寶慶四明志、海鹽澉水志、景定嚴州續志、景定建康志、咸淳臨安志、至元嘉禾志、昌國州圖志、延祐四明志、齊乘、至大金陵新志、無錫縣志、姑蘇志、武功縣志、朝邑縣志、嶺海輿圖、滇略、吳興備志、欽定熱河志、欽定日下舊聞考、欽定滿洲源流考、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欽定盛京通志、畿輔通志、江南通志、江西通志、浙江通志、福建通志、湖廣通志、河南通志、山東通志、山西通志、陝西通志、甘肅通志、四川通志、廣東通志、廣西通志、雲南通志、貴州通志、歷代帝王宅京記
【地理類四、河渠之屬】水經注、水經注集釋訂訛、水經注釋、吳中水利書、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河防通議、治河圖略、浙西水利書、河防一覽、三吳水利錄、北河紀、敬止集、三吳水考、吳中水利全書、欽定河源紀略、侖昆河源考、兩河清匯、居濟一得、治河奏續書、直隸河渠志、行水金鑒、水道提綱、海塘錄
【地理類五、邊防之屬】籌海圖編、鄭開陽雜著
【地理類六、山水之屬】南嶽小錄、廬山記、赤松山志、西湖游覽志、桂勝、欽定盤山志、西湖志纂
【地理類七、古跡之屬】洛陽伽藍記、吳地記、長安志、洛陽名園記、雍錄、洞霄圖志、長安志圖、汴京遺跡志、汴京遺跡志、武林梵志、江城名跡、營平二州地名記、金鰲退食筆記、石柱記箋釋、關中勝跡圖志
【地理類八、雜記之屬】南方草木狀、荊楚歲時記、北戶錄、桂林風土記、嶺表錄異、益部方物略記、岳陽風土記、東京夢華錄、六朝事跡編類、會稽三賦、中吳紀聞、桂海虞衡志、嶺外代答、都城紀勝、夢粱錄、武林舊事、增補武林舊事、歲華紀麗譜、吳中舊事、平江記事、江漢叢談、閩中海錯疏、蜀中廣記、益部談資、顏山雜記、嶺南風物記、龍沙紀略、台海使槎錄、東城雜記
【地理類九、游記之屬】游城南記、河朔訪古記、徐霞客游記
【地理類十、外紀之屬】佛國記、大唐西域記、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諸蕃志、溪蠻叢笑、真臘風土記、島夷志略、朝鮮賦、海語、東西洋考、職方外紀、赤雅、朝鮮志、皇清職貢圖、坤輿圖說、異域錄、海國聞見錄
【職官類一、官制之屬】唐六典、翰林志、麟台故事、翰苑群書、南宋館閣錄、玉堂雜記、宋宰輔編年錄、秘書監志、翰林記、禮部志稿、太常續考、土官底簿、詞林典故、欽定國子監志、欽定歷代職官表
【職官類二、官箴之屬】州縣提綱、官箴、百官箴、晝簾緒論、三事忠告、御定人臣儆心錄 【政書類一、通制之屬】通典、唐會要、五代會要、宋朝事實、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西漢會要、東漢會要、漢制考、文獻通考、明會典、七國考、欽定大清會典、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欽定續文獻通考、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欽定續通典、欽定皇朝通典、欽定皇朝通志、元朝典故編年考
【政書類二、儀制之屬】漢官舊儀、大唐開元禮、謚法、政和五禮新儀、政和御制冠禮、政和五禮新儀、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大金集禮、大金德運圖說、廟學典禮、明集禮、?宮禮樂疏、明臣謚考、明謚紀匯編、明宮史、幸魯盛典、萬壽盛典初集、欽定大清通禮、皇朝禮器圖式、國朝宮史、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欽定南巡盛典、八旬萬壽盛典、歷代建元考、北郊配位尊西向議、廟制圖考
【政書類三、邦計之屬】救荒活民書、熬波圖、錢通、捕蝗考、荒政叢書、欽定康濟錄
【政書類四、軍政之屬】歷代兵制、補漢兵志、馬政紀、欽定八旗通志
【政書類五、法令之屬】唐律疏義、大清律例、史部政書類六、考工之屬、營造法式、補遺、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目錄類一、經籍之屬】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子略、直齋書錄解題、漢藝文志考證、文淵閣書目、授經圖義例、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千頃堂書目、經義考
【目錄類二、金石之屬】集古錄、金石錄、法帖刊誤、法帖釋文、籀史、隸釋、隸續、絳帖平、石刻鋪敘、法帖譜系、蘭亭考、蘭亭續考、寶刻叢編、輿地碑記目、寶刻類編、古刻叢鈔、名跡錄、吳中金石新編、金薤琳琅、法帖釋文考異、金石林時地考、石墨鐫華、金石史、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求古錄、金石文字記、石經考、萬氏石經考、來齋金石刻考略、嵩陽石刻集記、金石文考略、分隸偶存、淳化秘閣法帖考正、竹雲題跋、金石經眼錄、石經考異
【史評類】史通、史通通釋、唐鑒、唐史論斷、唐書直筆、通鑒問疑、三國雜事、經幄管見、涉史隨筆、六朝通鑒博議、宋大事記講義、兩漢筆記、舊聞證誤、通鑒答問、歷代名賢確論、歷代通略、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學史、史糾、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御批續資治通鑒綱目、評鑒闡要、欽定古今儲貳金鑒。

㈦ 常用非紙文獻有哪些

在中國歷史文獻中，不僅有極其豐富的紙質文獻，又有各式各樣的非紙質文獻。歷史上影響很大的非紙質文獻很多，僅就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撮述如次。

其一，甲骨文獻

甲骨文又稱卜辭，是以龜甲獸骨作為載體的特殊文獻，多半屬於殷商後期的檔案資料。甲骨文獻自從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發現以來，歷經官方、私人多次大規模挖掘和搜集，現在殷代甲骨出土頗豐。1977～1979年，在陝西周原地區又發現大批周代甲骨。

經過歷代學者的不懈努力，甲骨學研究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例如1979年出版的甲骨卜辭研究的巨型資料書《甲骨文合集》，本書總共著錄甲骨精品41956片，分為十三冊，這是我國卜辭研究登上一個新台階的例證。

其二，陶泥文獻

這是以泥制器物為載體的歷史文獻。從世界視角看，古代的西亞就曾大量採用以文字刻於泥板的所謂「泥板文獻」。最初是蘇美爾人使用，後來擴展到伊朗高原以西廣大地區，它是研究古代兩河流域及西亞地區的重要史料。在我國，陶文是指先秦時期刻劃、壓印或書寫於陶器器皿上的文字。這種文字最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代，其中有些屬於原始文字范疇，一般只有幾個字。內容多半是人名、地名、督造者名、吉祥用語，以及製造年月時間等，是研究古代文字、古代史和文化史的重要資料。

其三，金石文獻

金石文獻系指青銅文獻（金文文獻）和石質文獻。為了避免朽爛缺脫，使記錄傳之久遠，古人遂將文字銘鑄於堅硬物質之上。其中金文文獻是以彝器、樂器、兵器、錢幣、印章等青銅製品為載體的文獻。這種文獻從大約公元前十四紀問世，以後歷代沿造，蔚為壯觀。石制文獻從秦代以後開始盛行。誠如宋代目錄學家鄭樵所說：「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通志·金石略》）。秦石鼓文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獻。這種文獻中，最有代表性者如熹平石經（刻於漢靈帝熹平四年）、正始石經（刻於曹魏正始二年）、開成石經（唐開成二年造），此外，還有五代蜀「廣政石經」、北宋「嘉右石經」、南宋「高宗御書石經」。清代「乾隆石經」等。還應提及的是，蒙、藏、女真、契丹等各少數民族都曾有過豐富的金石文獻。

其四，竹木文獻

這是以竹木為載體的一種古老歷史文獻。因為竹木文獻存在價廉、易制、易存、易攜帶及便於舒捲諸特點，所以在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三世紀的大約八百年間，竹木文獻相當流行。舉世聞名的敦煌漢簡最初發現於1900年，其中大多數為漢代遺物，少量為晉代簡牘。居延漢簡1930年發現於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近年來，在山東、湖北、湖南等地又有大批竹木文獻相繼發現。

其五，縑帛文獻

由於縑帛存在輕柔、易著墨、舒捲自如等特點，所以早在竹木文獻流行的同時，以縑帛為載體的文獻已在春秋時期問世，並很快地流行於戰國，漢代官方收藏帛書已相當可觀。1973年12月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了大批古代帛書，約有十萬字。其中有《老子》（後附佚書四種）《戰國縱橫家書》、《春秋事語》、《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彗星圖》、《導引圖》、《五十二病方》以及《地形圖》。《駐軍圖》等等，是目前我國最完整的古代縑帛文獻。

其六，聲像文獻

聲像文獻又稱視聽文獻。這是在20世紀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背景下，存貯、交流信息技術發生巨大變革的產物。它是利用膠片。磁帶作為載體，以音響、圖像等形式記錄和反映知識的文獻，主要包括視覺資料、聽覺資料、聲像資料三種類型。許多傳統歷史文獻被製作為新型視聽資料後，不僅能使原來的文字內容如實再現，還有形象逼真的動態效果。特別是藉助於現代通訊網路技術後，可以完全不受時間、空間限制，具有很大的發展優勢。

以上，不過是有關常用和常見歷史文獻的簡單概述，即使這樣，中國古代的史籍之富亦可以略窺一斑。

㈧ 分析秦始皇兵馬俑與漢茂陵石刻的藝術特徵，比較秦漢雕塑藝術風格的差異。

秦始皇兵馬俑的藝術特徵總體而言就是：雕刻手法寫實，注重細節刻畫。
漢茂陵石刻的藝術特徵茂是：突出顯示了漢代石刻氣魄深沉宏大，風格豪邁生動，造型傳神逼真、妙趣橫生的藝術特徵。
秦漢屬於封建中央集權建立時期，是藝術風格確立發展的重要時期，所以雕塑大多用於功業的宣揚，王權的顯示。
秦代的雕刻以軍事題材為主，比如秦兵馬俑；兩漢的雕刻相比之於秦更朝生活化方向發展，民間題材更多，比如娛樂俑到漢代才有，還有就是佛教藝術也是從兩漢時期開始的，佛教是西漢末期傳入，但東漢時期已經有佛教藝術的創作了。 很多美術史類書籍和相關評論都將秦、漢雕塑歸為一類，但實際上，秦、漢雕塑無論在文化根源上，還是藝術表現形式上都有很大差異，不應這樣一概而論。秦代兵馬俑的藝術表現手法是寫實的，漢代霍去病墓石雕是誇張變形的。雖然二者都採用了線刻的表現手法，但兵馬俑與霍去病墓石雕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精細而准確，主要是承襲了先秦時期青銅工藝某些形式語言；後者大氣且簡練，與整石完美結合，有如天成。通過對二者形式語言的比較，現做以下分析說明： 1．傳統認識 目前較為普遍的說法有兩種，一種認為，秦統一後，將六國能工巧匠聚集於咸陽，人才雄厚、技藝高超，所做出的作品嚴謹、精緻是理所當然的，工程完工後，大半匠人被坑殺，這必然造成秦、漢之間的師承上的斷代，漢代的雕塑水平也不可能不受到影響。這就會或多或少的成為以霍去病墓石雕為代表的漢代雕塑在寫實層面上要遠不及秦代雕塑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種說法認為，秦主要繼承的是中原的周文化，崇尚朴實無華，在藝術表現上更傾向於現實主義表現手法，而漢主要發展了楚文化，充滿對宇宙人生的奇異幻想，富有濃厚的浪滿主義色彩[2]，造型簡約抽象（如圖一、圖二），這就形成了秦、漢之間在藝術表現上一個趨向於寫實，一個趨向於寫意的又一個原因。但筆者認為，從當時的歷史來看，還有可能存在一種更為重要的原因--民族心理因素。 2．新的觀點 匈奴興起於公元前三世紀，戰國時期，匈奴主要活動於燕、趙、秦北部地區，秦漢之際匈奴各部統一，逐漸強大起來，控制了大漠南北的廣大地區，並在漢初不斷南下擾漢，成為威脅當時漢朝統治的最大疾患。長年的戰爭使得漢朝和匈奴之間的積怨很深，並且，長期以來，漢朝對匈奴在戰爭上一直都處於劣勢，直至漢武帝時期這種勢態才得以扭轉，而霍去病就是扭轉這一勢態的重要功臣之一。戰爭格局的變化使得漢朝終於可以揚眉吐氣地面對匈奴，在這種前提下，霍去病這一影響漢、匈戰爭格局的重要功臣必然會受到漢武帝的極大賞識，而他的陵墓也必然是漢朝對匈奴彰顯其國力的重要紀念性符號。因此，漢朝在當時勢必會認真選擇表述這種符號的藝術語言。而這種符號的藝術語言無外乎兩種選擇，一種是華夏族本身的藝術語言，另一種便是匈奴族（胡人）的藝術語言。讓我們回味一下霍去病墓石雕所運用的藝術語言，比較一下它與前代各朝或同朝代在藝術特色上的差異，我們會看出，無論是秦兵馬俑的嚴謹細致，還是馬踏飛燕、長信宮燈的纖巧靈動，我們真的是很難找到霍去病墓石雕與前後二者的共通之處，一個民族的藝術語言的發展在短短百年之內發生這樣大的變化是極為罕見的。那麼，我們能否假設這樣一種情況：霍去病墓石雕所採用的藝術語言並非華夏族本身的藝術語言，而是採用了當時胡人的藝術語言，面對胡人炫耀青年將領的赫赫戰功，昭示大漢王朝所向披靡的軍事實力。 參考：網路搜索

㈨ 簡述漢代畫像石,畫像磚的藝術成就，求高人指點，考試啊

畫像石是指在石料上雕刻平面圖像的石刻藝術，盛行於西漢至唐，多見於墓室、祠堂，在雕刻手法上與畫像磚相似，有陰線刻、淺浮雕和凹雕等。
在藝術創造上，畫像石、磚強調的是神，強調所謂大體大貌，講究尋常之外，畫者僅毛而失貌。這就是藝術家不能只注意細小的地方，要關注整體，善於把握大體，不能突出地方而失去整體，這就是「失貌」。這表現出漢代優秀的美術家的才能。形象造型是藝術家關注的首要出發點。例如河南新野出土的漢代畫石磚，刻畫有田獵場景。畫中的車馬的形象生動，突出了車馬在行進中的氣勢，畫中的人物也進行了藝術性的誇張。
漢代的畫像石刻，還善於妥善地表現並處理大場面，大圖景。有的壁面、雕塑很大，而且錯綜復雜，經過畫師的巧妙安排，顯得有條不紊，主題明確。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人物多取側面，不善於正面的刻畫。在透視處理方面，也還沒有一定的法度，不能表現縱深的遠近關系。

㈩ 金石文字的金石文獻

金石文獻包括「金文文獻」和」石刻文獻「二大部分作為文獻載體，在我國古典文獻學史上，金石常常並稱成為一個名詞，金石是指以青銅器和石塊為文獻的載體，也是鍾鼎和碑石的總稱。
金文--是指各種鏤刻或鋳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商代至秦漢時期，統治者和貴族主要採用銅和錫的合金構成青銅，因為加了錫的成分，鑄造出來的器物呈青灰色，故稱青銅器。其上常常鋳上或刻有文字，通稱銘文，又稱金文。青銅器中的禮器以鼎居多，樂器以鍾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鍾和鼎作為青銅器的別稱，其銘文又稱為鍾鼎文。
石刻--指刻在石頭上的文字，包括石經、碑版、墓誌、石闕等。如果不算原始的石刻岩畫、石刻符號，石頭作為文獻載體的歷史可能同青銅器一樣早。《墨子-明鬼》就說過：鋳之盤盂，鏤之金石。秦漢以來，石刻逐漸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
金石文獻不僅可以用來訂正文獻記載的訛誤，修正史書記載的差錯，還可藉以了解當時的社會情況。鄭樵在《通志-金石略》中指出：方冊者，古人之語言；款識者，古人之面貌…..今之方冊所傳者，已經數千萬傳之後，其去親承之道遠矣。
金文中國古漢字一種書體的名稱。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銅器上銘文字體的總稱。清代吳式芬把商周銅器銘文編成《捃古錄金文》一書，收集的資料多，考釋嚴謹，影響頗大，金文一詞遂有了界說。這時所謂金文皆指整篇的銘文，不稱單字。1925年容庚編《金文編》把商周銅器銘文中的字按照《說文解字》的順序編為字典，從此金文成為一種書體名稱。
金文出現在商代中期，資料雖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斷在秦滅六國，也就是秦用小篆統一中國文字時。宋代人收藏銅器極重視銘文，如呂大臨《考古圖》等；也有專門摹刻銘文的，如王俅《嘯堂集古錄》等；把銘文中的字編為字典則有王楚和薛尚功《鍾鼎篆韻》。清代由於《說文》之學興盛、聲韻訓詁研討日深，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下，銘文研究進步較快，不斷出現專家，如吳大《字說》、《說文古籀補》，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名原》等，皆有創見，突過前人。
金文的年代長，使用區域廣，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則研究工作會收效不大。過去學者已理解這一點。王國維《兩周金石文韻讀·序》對時間地點觀念很清楚。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 序文》說：「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余於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據國別者，於國別之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這在金文研究中是劃時代的創舉。
1985年容庚《金文編》修訂第四版採用銘文3902件，收正文（可識的字）2420字，附錄(還不能確定的字 )1352字，共計3772字。這是今日可見金文的總數。先秦文字資料不限於金文，而金文終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統一文字前1000多年間中國文字發展變化的基本情況。比甲骨文稍晚出現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鍾鼎文。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器的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鍾為代表，「鍾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所以鍾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鑄在或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金文的內容是關於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征戰、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金文字體整齊遒麗，古樸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脫去板滯，變化多樣，更加豐富了。金文基本上屬於籀篆體。這些文字，在漢武帝時就已被發現，當時有人將在汾陽發掘出的一尊鼎送進宮中，漢武帝因此將年號定為元鼎(前116)。以後金文又陸續有所發現。宋代文人歐陽修、趙明誠都善書，對金文作過研究和記載。周宣王時鑄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銘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最長者。《毛公鼎》銘文的字體結構嚴整，瘦勁流暢，布局不馳不急，行止得當，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銘、《散氏盤》銘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