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Ⅰ 防災減災的名言有哪些

1、胡錦濤《抄慰問災區襲時的題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萬眾一心、眾志成城，體現了中國人民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不畏艱險、百折不撓，體現了中國人民泰山壓頂不彎腰的英勇氣概；以人為本、尊重科學，體現了對人民的高度關愛、對科學的高度尊重。

3、溫家寶《趕赴災區指導救災工作路上的講話》：「在災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鎮定、信心、勇氣和強有力的指揮。」

(1)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擴展閱讀：

萬眾一心、同舟共濟，是一個民族在一定的利益和目標基礎上形成的、促進人們在意志和行動上和諧統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國各族人民共同勞動、生活和斗爭，形成了「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的民族精神。

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的民族精神彰顯了偉大力量。在這場抗震救災斗爭中，中華兒女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

災難和死神面前的不屈不撓、捨己救人的人間大愛、拯救生命的堅定從容、忠於職守的高度責任、共克時艱的戮力同心等等，都為「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的偉大精神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的偉大精神已經深深融進中華兒女的血脈里，集中體現在各族人民的行動中。

Ⅱ 群眾呼聲第一信號，群眾需要第一選擇是什麼時候提出的

您好！
「要牢固樹抄立群眾觀點和公僕意識，把群眾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群眾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群眾滿意作為第一標准。」
見胡錦濤：《加強領導幹部黨性修養，大力樹立和弘揚良好作風》（2009年1月13日），《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51頁。謝謝閱讀！

Ⅲ 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的目錄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葯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
(二○○九年三月十七日)
攜手合作，同舟共濟
(二○○九年四月二日)
國務院關於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
(二○○九年四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和改進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的通知
(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
(二○○九年五月六日)
在「金磚四國」領導人會晤時的講話
(二○○九年六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的通知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關於印發《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的通知
(二○○九年七月二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建立促進科學發展的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意見》的通知
(二○○九年七月二十日)
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逐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二○○九年八月十八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決議
(二○○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
國務院關於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
(二○○九年九月一日)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
(二○○九年九月九日)
全面提升中國經濟發展內在動力
(二○○九年九月十日)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
(二○○九年九月十八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
深入貫徹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
(二○○九年九月十八日)
……

Ⅳ 急急急！！ 《改革開放30年》一書的心得體會！！！

[摘要] 〕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最重要的是系統地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並將其上升為規律性的認識。改革開放實質上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其主要任務是實現三個根本性轉變。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在於從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轉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關鍵詞] 改革開放30周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總結經驗；歷史定位；科學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改革開放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最重要的是系統地總結歷史經驗，將「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上升為規律性的認識，繼續解決那些尚未根本解決的深層次問題，進一步創新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體系。

一、改革開放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改革開放伊始，中央就明確提出，改革開放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凡是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都應當清除。從這一根本目的出發，判斷是非、正誤和取捨的標准，只能是「三個有利於」的標准，尤其是生產力標准。
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必須同現實的生產力相適應。按照唯物主義歷史觀，只能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同現實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相適應，而不是相反。但有時候把二者的關系顛倒過來了，力圖使生產力同主觀設定的生產關系相適應。力圖在落後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基礎上，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那種意義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犯了雙重錯誤：一方面是超階段，即超越人類社會第二階段；另一方面是顛倒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列寧和斯大林都認為，落後國家可以率先建立一種「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爾後在它的保護下發展生產力。既然是在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建立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就必然超前了。這樣，就必然出現所謂「先進的生產關系（實則是『超前的生產關系』）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的「八大」發現了這個矛盾，但並不認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超前的生產關系，而是落後的生產力。其實，在這種名為「先進」實則超前的生產關系中，生產力不僅不能發展，而且受到了束縛、阻礙甚至破壞。改革開放就是要變革這種形式上超前而實際上倒退的生產關系。
改革開放的根本判斷標准只能是「生產力標准」。是否改革，為何改革，改革什麼，如何改革，如何評價改革開放的正誤、得失和成敗，都有一個判斷標准問題。然而，人們的認識並不是一致的。一種是堅持「三個有利於」的標准，從根本上說是生產力標准；另一種是堅持抽象的生產關系標准、政治標准、意識形態標准，反對生產力標准。在一些同志看來，我國的生產關系沒有任何問題，只是管理和方法問題，因而不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則就背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了。反對生產力標準的實質是堅持「窮社會主義」。顯然，這是對社會主義的極大誤解。社會主義社會的確包含實行公有制、消滅資本主義、消滅階級和剝削這樣的內容；但是，這些內容可以存在於完全不同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基礎上。只有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這樣，公有制必定是共同佔有和聯合勞動的社會所有制，而不是原始共同體類型的公有制；被消滅的資本主義一定是成為生產力桎梏的資本主義，而不是仍然同生產力相適應的資本主義；被消滅的階級和剝削主要是同資本主義生產相聯系的，而不是其他的階級和剝削；階級和剝削不是藉助超經濟的手段消滅的，而是由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消滅的。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生產的物質內容，就是高度發達和科學的生產力；二是生產的社會形式，包括公有制、消滅資本主義、消滅階級和剝削；三是人本身的文明狀態，就是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離開生產力談論社會主義，就完全失去了社會主義的內涵。正因為如此，鄧小平把社會主義的本質概括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並認為，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事實上不夠格」。[2]

二、改革開放的社會性質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將改革開放看做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對於明確改革開放的性質、對象、重要性和艱巨性，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改革開放本質上是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正確認識和判斷改革開放的性質至關重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曾經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3]鄧小平明確指出：改革「實質上是一場革命」[4]，「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5]。所謂「第二次革命」，是相對於過去進行的第一次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而言的。誠然，改革和通常意義的革命是有區別的，改革決不意味著要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因而可以看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但是，不能因此而發生誤解。第一，「自我完善和發展」並不意味著僅僅在傳統經濟制度的框架內修補和改良，而是一場革命性的變革。第二，任何真正意義的革命，都僅僅在於解放生產力；而改革也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因而也是同等意義的革命。
改革的對象是傳統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作為真正意義的革命，自然是革束縛和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的「命」。但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的總體和制度化形式就是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因而，改革的對象應當是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第二次革命的對象不僅和第一次革命不同，而且恰恰是第一次革命以後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
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實現三個革命性轉變。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主要存在三個問題：所有制形式是「一大二公三純」，把消滅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任務大大提前；經濟形式是「統收統支統配」，幾乎消滅了商品生產和價值形式；分配方式是平均主義「大鍋飯」，抹殺勞動能力和財產佔有的差別。針對這三個問題，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實現三個革命性轉變：一是由兩種公有制轉向多種所有制並存；二是由統制經濟轉向現代市場經濟；三是由供給制和平均分配轉向按要素所有權分配。改革開放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提出應當搞市場經濟；但對三個轉變的認識，我們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真正的革命性變革是從黨的十三大開始的。十三大報告雖然沒有提出「市場經濟」和「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這樣的概念，但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提出要「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把經濟形式定性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求建立「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和「『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甚至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和思路。所有這些都屬於市場經濟的內容。實踐證明，改革開放進展之快慢和成就之大小，取決於在多大程度上把改革作為革命來對待。

三、改革開放的核心問題是探索新的發展道路

我國改革開放的任務是實現體制的根本性轉變，但從根本上講是探索新的發展道路，並實現由傳統社會主義道路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轉變。這是根本突破「左」的教條主義束縛的關鍵所在。
傳統社會主義道路的要害是超越發展階段。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落後國家不具備直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但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可以走一條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其前提是：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下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勝利後還必須經歷一個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做准備的特殊發展階段。這個階段處在馬克思所說的人類社會第二階段（物的依賴關系階段），必須完成通常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完成的「四個化」的任務（即工業化、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既然已經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那麼，這個階段必然包含著社會主義的成分和因素；但就經濟社會形態的基本性質來說，還不是社會主義的。列寧正確地認為，「俄國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務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任務」[6]，而所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決不是表明現在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7]。毛澤東也同樣認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就其性質來說，仍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後建立的新中國，既不是資產階級共和國，也不是社會主義共和國，而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然而列寧又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之間並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8]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可以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副產品」「順便解決」。[9]中國革命是分作「兩步走」的，但民主革命勝利後便急急忙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革命）。無論是俄國還是中國，都是力圖跨越必經的發展階段，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出現的困難、挫折乃至「走回頭路」現象，都與超階段有關。
社會主義各國普遍超階段有其錯誤的理論基礎。一方面是對社會主義的誤解。在落後國家，一些社會主義的理論家把土地公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從而國家的經濟職能）等同於社會主義。其實，這是民粹派社會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的特徵。因此，超階段的產物不可能是科學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是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俄國公社問題論述的誤解。一些學者斷章取義，認為「東方」落後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直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在一些人看來，搞社會主義無非是消滅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經濟。既然落後國家沒有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強大的資產階級，那麼，搞社會主義就會更容易。上述認識是同唯物主義歷史觀背道而馳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獨特的最後的產物。[10]當西歐各國人民的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和生產資料轉歸公有之後，那些剛剛進入資本主義生產的落後國家，可以利用古代公有制的殘余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從而避免西歐人民曾經經歷的大部分苦難和斗爭。但必不可少的條件是：目前仍然是資本主義的西方做出榜樣和積極支持。[11]在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始終伴隨著姓「社」姓「資」和姓「公」姓「私」的激烈爭論，然而，爭論的雙方並沒有把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區別開來，沒有把落後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和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區別開來，沒有把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後的初級階段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區別開來。只要這種爭論是在錯誤的理論基礎上和傳統社會主義道路的框架內進行的，就不僅是毫無意義的，而且只能導致理論上的混亂。
改革開放的核心問題是實現發展道路的轉變。
改革開放一定要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但其前提是必須解決我國現階段社會形態、經濟制度和經濟形式的科學定位問題。科學定位的實質是發展道路的轉變。只有從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轉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變。如果不改變傳統的發展道路，那麼，我國現階段就仍然定位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所謂的改革就只能是原有體制的完善和修補。這樣，非公有制經濟就只能是拾遺補缺或補充成分；市場調節就只能是輔助形式；按要素分配就不可能出現。可見，把我國的改革僅僅歸結為「體制改革」，而體制改革又僅僅歸結為「資源配置方式的改革」，是比較表面的。改革開放的核心問題是實現發展道路的轉變。新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既不同於傳統的發展道路，也不同於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包括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新」就新在，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下，在保護廣大勞動者（特別是僱傭勞動者）權益和國家控制經濟命脈的前提下，以新的方式完成人類社會第二階段的任務。把改革開放歸結為探索新的發展道路，是理論認識上的一大飛躍，是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中國化的重大成果。

四、改革開放的理論依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因此，改革開放不能不「摸著石頭過河」。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改革開放可以沒有理論依據。我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依據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包括多方面的內容，其中，最基本的和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四個層次的理論創新：歷史定位理論、經濟制度理論、經濟形式理論、科學發展理論。
初級階段的歷史定位理論是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依據。我國現階段社會形態的歷史定位，決定經濟制度和經濟形式的性質。十三大報告強調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12]毫無疑問，也是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依據。理論界之所以存在激烈的爭論，主要是因為各自的歷史定位不同。我們對這個問題是有一個認識過程的。真正從理論上科學闡明我國現階段的歷史定位的是黨的十三大報告。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一個什麼樣的歷史階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13]很明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的概念，而是「特指」的概念；不是「任何國家」都存在的，而是只存在於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我國」；不是已經「進入社會主義」，而是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不是「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我國「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在這里，不僅把兩種不同意義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區別開來了，而且把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也區別開來了。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初級階段，不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第一階段的初級階段）；不是已經進入人類社會第三階段（自由聯合關系階段），而是仍然存在於第二階段（物的依賴關系階段）。我國之所以必須充分發展私有制經濟和採取市場經濟形式，並不是因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脫離我國實際，而是因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處在第二階段；不是我們突破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而是這一理論並不直接適合於我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其實，「跨越論」、「窮社會主義」等等就是以不科學的歷史定位為前提的。 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理論是所有制改革的理論依據。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定位，決定了這個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經濟制度是社會所有制，即生產條件的社會直接佔有和聯合勞動，那麼，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只能是一種復合經濟制度，即公私並存、社資兼有的所有制結構，只能是一種綜合經濟基礎。只有在這樣的制度基礎上，才能使商品生產普遍化，從而表現為市場經濟形式；才能實行按要素所有權分配的分配方式。我國的改革是從調整分配關系和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開始的；但是，分配關系不過是生產關系的背面和表現，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不過是經濟制度在交換方式上的表現。既然經濟形式的變革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那麼，我們就必須為這種變革創造制度條件。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早在1992年就已經確立了，但是，只是在1997年確立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時候，市場經濟體制才開始真正建立在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基礎上。「公有制為主體」早就提出來了，但前後的涵義不同。起初，「公有制為主體」是同「計劃經濟為主」相適應的；而後來是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在前者那裡，「主體」是相對於「補充」而言的；在後者那裡，「主體」是相對於「重要組成部分」而言的。我國的憲法已經明確地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嚴格區別開來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經濟形式變革的理論依據。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的經濟形式，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為統制經濟或命令經濟。這種經濟形式是同一定時期特殊的經濟條件相適應的。既然我國現階段仍然處於人類社會第二階段，既然基本經濟制度是復合經濟制度，那麼經濟形式就必然是普遍化的商品生產，勞動必然表現為價值的形式。所謂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普遍化的高級形態的商品生產，就是價值形式充分發展的結果。一般商品生產必須有兩個條件：產品屬於不同的所有者（私人、集團或者共同體）所有；生產者處於社會分工的體系之中。市場經濟作為普遍化的商品生產，還必須有第三個條件，就是勞動和所有權相分離，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採取僱傭勞動的形式。只有這樣，勞動力才能成為在社會范圍內流動的要素，現代市場體系才能形成。但這樣一來，生產的直接目的就不僅僅是交換價值，而是資本增殖。商品生產普遍化、勞動力成為商品，以及以價值增殖為直接目的，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徵。因此，市場經濟的主體部分必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理論上，我們必須把普遍化的商品生產（從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簡單商品生產區別開來；簡單商品生產可以存在於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經濟時代，而市場經濟僅僅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市場經濟既不可能產生於人類社會第一階段，也不可能存在於第三階段，而只能產生和存在於第二階段。我國現階段之所以必然採取市場經濟形式，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商品生產，而是因為社會主義還不夠格，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處於人類社會第二階段。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處於同一發展階段，只是發展道路不同。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不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那種意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種特殊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一種包含著社會主義因素的特殊形態的市場經濟。
科學發展理論是改革開放出發點和落腳點的理論依據。前面已經指出，改革開放的核心問題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因此，從根本上來說，改革開放就是為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掃清體制性障礙。但是，已有的實踐證明，生產力的發展只有在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情況下，發展的結果才是最積極、最有效、最經濟、最文明的。馬克思肯定了李嘉圖的這樣一種看法，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最有利於生產、最有利於創造財富的生產方式」，[14]「資本關系具有較高的生產效率」，[15]「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趨勢和結果就在於：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16]。但是，這種最高的生產效率，是建立在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本耗費和提高勞動強度（即浪費勞動力）的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勞動和所有權分離、勞動和科學分離的基礎之上的；生產結構和消費需求都是同資本增殖的目的相適應的；在發展過程中（至少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伴隨著資源的極大浪費和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因此，這種效率本質上是資本增殖的效率。因此，對於我們來說，只一般地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還不夠，還應當講科學發展。也就是說，必須把何謂發展、為何發展、發展什麼、如何發展的規定性加到生產力發展上。十七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發展的科學性就在於：發展必須遵循客觀規律；發展必須以人的需要和發展為核心；必須做到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必須把發展的代價和負效應降低到最低限度。改革開放不僅要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掃清體制性障礙，還必須為實現科學發展掃清體制性障礙。現在，我國之所以普遍存在不科學發展的現象，之所以以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為核心，就是因為存在這些現象藉以產生的體制基礎。因此，必須把科學發展作為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從內外隔離的改革開放到在全面開放中深化改革。我國的對外開放開始得很早，而且對改革起到了極大的促進和示範作用。但是，在改革開放的前20年中，一方面，對外開放的重點區域是東部沿海港口城市，主要形式是興辦特區和發展對外貿易，國內市場基本上沒有對外開放；另一方面，改革雖然以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但基本上是按照我們自己的理論設想和體制框架進行的，同國際社會的市場經濟不能接軌。因此，無論是對內改革還是對外開放，都是在內外隔離——體制隔離和市場隔離——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這種內外隔離的改革開放，不可能真正建立起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不可能使我國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不可能使我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因此，必須從國內外隔離的改革開放轉變為全面開放的改革開放；必須把改革和開放完全統一起來。不少人把改革和開放看作是兩件事情，其實，鄧小平一開始就把它們看作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把改革也歸結為開放，即對內開放；另一方面，把開放看作是改革的實質內容。

六、改革開放的關鍵環節是政府職能的全面轉變

改革開放涉及多方面的任務，需要實行多方面的變革，但必須抓住關系全局的關鍵環節。黨中央及時地抓住了轉變政府職能這個關鍵環節。政府的職能能否重新科學定位，關繫到調整所有制結構、改革國有經濟體系、變革經濟調節機制、建立新的社會保障制度、轉變發展方式等等能否順利進行。
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前提是政府職能轉變。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具有多重身份：行政管理者，國有資產所有者，企業主，宏觀經濟管理者和調控者，等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政府不能直接充當企業主，不能直接進入市場，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另一方面，政府必須為居民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必須負起調控宏觀經濟和再分配的責任。對於政府來說，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職能轉變。總的趨勢是，從全能政府、經營政府向服務政府和調控政府轉變。應當說，政府的職能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並初步形成了市場經濟的框架。但是，政府職能轉變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仍然存在政府職能錯位或顛倒的情況。我們應當明確，一方面，政府不能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名，把自己看作是「社會主義」的化身，直接充當市場主體和進入生產經營過程，從而直接增加政府的收入；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在「市場化改革」的名義下，減少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方面的財政支出，把公共產品、准公共產品（特別是教育和醫療）市場化。不過，和民營企業相比，在機制上還有不小的差距。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關鍵環節是：一方面，國有資本必須實行法律所有權和經濟所有權的適當分離，使經營者成為「資本的人格化」；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和國有產權必須接受全民代表機構的有效監督，並將贏利的一定部分回報社會和居民。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的改革能否成功，要害是政府職能能否實現根本性轉變。

注釋：
[1][2]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73，225.
[3]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上）：4.
[4][5]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74，113.

Ⅳ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的介紹

本書收入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至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召開前這段時間的重要文獻，共243篇。其中回，中共中央答、全國人大、國務院作出的決議、決定和頒布的法律、法規等90篇，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講話和文稿等153篇。上冊集中反映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開局階段，為貫徹十六大精神，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局面所形成的新思路，採取的新舉措。中冊全面反映了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推動經濟又快又好發展的歷程。下冊著重記錄了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等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和積累的重要經驗。[sup][/sup]

Ⅵ 《科學發展觀重要論述摘編》的64-65頁的內容是什麼

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幹部都回要自覺地樹立答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堅持按照科學規律來謀劃發展大計。凡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符合的就毫不遲疑地去改，真正使促進發展的各項工作都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的檢驗。

Ⅶ 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和核心是

《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4年9月5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

Ⅷ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的介紹

按照中復共中央批準的編輯十一屆制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系列的計劃，繼二〇一三年六月出版《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後，現在出版《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收入自二〇一二年十一月黨的十八大，至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這段時間內的重要文獻，共七十篇。其中，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的決議、決定等二十五篇；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講話等四十五篇。有十七篇重要文獻是第一次公開發表。中央領導同志的文稿都經本人審定。

Ⅸ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的內容簡介

《十六大以來重抄要文獻選編(下)》主要內容：按照中共中央批準的編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系列的計劃，繼二○○五年二月和二○○六年四月先後出版《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和中冊後，現在出版《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收入自二○○五年十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後，到二○○七年十月黨的十七大召開前這段時間內的重要文獻，共九十六篇。其中，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決議、決定和條例，全國人大頒布的法律等三十七篇；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講話等文稿五十九篇。有二十三篇文獻是第一次公開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