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科技文獻

A. 敦煌莫高窟何時建成

敦煌莫高窟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而敦煌的盛名來自莫高窟。莫高窟是中國第一大石窟，俗稱千佛洞，位於敦煌市東南25公里鳴沙山東簏的崖壁上，南北長約有1600米。周圍都是戈壁荒漠，進入了莫高窟反而是綠樹成蔭，經過一個大牌坊，左邊是一個飛天雕像，敦煌飛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藝術的標志。只要看到優美的飛天，人們就會想到敦煌莫高窟藝術。敦煌莫高窟492個洞窟中，幾乎窟窟畫有飛天，總計4500餘身。其數量之多，可以說是全世界和中國佛教石窟寺廟中，保存飛天最多的石窟。 十六國時期，群雄逐鹿中原，戰火四起，百姓流離失所，而河西成為相對穩定的地區。中原大批碩學宿儒和百姓紛紛背井離鄉，逃往河西避難，帶來了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尤其漢魏傳入的佛教在敦煌空前興盛。敦煌是佛教東傳的通道和門戶，也是河西地區的佛教中心。河西各地的佛門弟子多來此地研習。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樂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開石窟供佛，莫高窟從此誕生了。之後，開窟造佛之舉延續了千百年，創造了聞名於世的敦煌藝術。 北魏滅了北涼，統一了北方，占據了河西。這個時期，敦煌比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佛教隨之盛行。北魏在莫高窟開鑿洞窟13個。 隋朝的建立，結束了西晉以來三百餘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隋文帝收復河西時，相繼平息了突厥、吐谷渾的侵擾，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與繁榮。隋文帝平定了南方割據政權後，將 一批南朝貴族連同其部族遠徙敦煌充邊，給敦煌帶來了南方的文化和習俗。這樣，南北漢文化在敦煌融為一體，使敦煌的地方文化更加富有明顯的特色。隋文帝崇信佛教，曾幾次下詔各州建造舍利塔。詔命遠至敦煌。在最高統治者的提倡下，隋代雖存在了短短的37年，但在莫高窟開窟竟有77個，且規模宏大，壁畫和彩塑技藝精湛，同時並存著南北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風格。 唐朝初期，在河西設肅、瓜、沙三州。河西全部歸唐所屬。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一舉鏟除東西大道上以西突厥為主的障礙，確保了絲路之路的暢通。唐代的敦煌同全國一樣，經濟文化高度繁榮，佛教非常興盛。莫高窟開窟數量多達1000餘窟，保存到現在的有232窟。壁畫和塑像都達到異常高的藝術水平。 唐朝興起的時候，我國西南部的吐蕃王朝日益強盛。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由鼎盛開始走向衰落，從此一蹶不振。吐蕃乘虛進攻河西，攻陷了涼州、甘州、肅州、沙州等地，自此，吐蕃統治了全部河西長達70多年。吐蕃也信佛教，莫高窟中唐洞窟中保存了大量吐蕃時期的壁畫藝術，藏經洞內保存了大量的吐蕃文經卷。 11世紀初，西北地區的黨項族開始興起，逐步強大。公元1028年取勝甘肅回鶻，繼而攻陷瓜州、沙州，稱霸河西。於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朝。在西夏統治敦煌的一百多年間，由於重視經濟發展，使敦煌保持著漢代以來民物富庶，與中原不殊的水平。西夏統治者崇信佛教，不排斥漢文化，在文化藝術方面也有大的發展。至今，莫高窟和榆林窟保存著大量豐富而獨特的西夏佛教藝術。舉世聞名的「敦煌遺書」即在西夏統治時期(公元1036年)封藏於莫高窟第17窟內。 1227年，蒙古大軍滅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區歸元朝所有。元朝遠征西方，必經敦煌。當時瓜、沙二州屯兵濟濟，營寨櫛比，屯墾農兵遍布黨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現出經濟文化繁榮的景象，和西域的貿易更加頻繁。元朝統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開造得以延續。現存元代洞窟約10個。自元朝以後，千里河西逐漸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修築了嘉峪關明長城，重修了肅州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閉鎖嘉峪關，將關西平民遷徙關內，廢棄了瓜、沙二州。此後二百年敦煌曠無建置，成為「風播樓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別一天」的荒漠之地了 ，所以說閉關鎖國是註定必然失敗的。 到了唐代，敦煌飛天已完成了中外吸收、融合的歷程，完全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達到了藝術的頂峰。唐代洞窟的四壁畫滿了大型經變畫。飛天不僅畫在藻井、佛龕、四披上，大部分畫在經變畫中。佛陀在極樂世界正中說法，飛天飛繞在上空，有的腳踏彩雲，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揮臂，騰空而上；有的手捧鮮花，直沖雲霄；有的手托花盤，橫空飄游。那迎風擺動的衣裙，飄飄翻卷的綵帶，使飛天飛得多麼輕盈巧妙、瀟灑自如。 敦煌藏經洞被發現，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有一位叫王圓籙的道士，雲游化緣投宿於143窟，便在那裡居住了下來。王道士無意中發現一道用土磚封住的門，他用力打開，是一個小洞，有一丈多寬，洞里有無數的白色包裹，排列得非常整齊。他打開一看，每一包里有經十卷，其他還有佛幀綉像，平鋪在白包下面。這是光緒二十六年(1900)四月二十七日的事情。一個道士卻住在佛窟中，從而撕開了敦煌百年的傷痛史，這不知道是不是佛教所說的緣分呢。 王道士很機詐，他想拿這些經捲去換錢。於是，他私下裡就運幾箱經卷至酒泉，獻給安肅道道台廷棟。廷棟也不知道這些經卷的可貴，王道士很沮喪，他把一箱經卷扔在酒泉，只好帶著其餘經卷，化緣回去。 後來，有一個英國探險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原籍匈牙利、移民英國而為印度官員，由印度總督派到新疆來調查西北地理，他聽到這件事，就借調查地理為名，帶了一個翻譯悄悄地到敦煌去了。 斯坦因見到王道士，甜言蜜語，並說：「只要你答應下來，給你白銀三百兩。」王道士最初不敢答應，當他看到白銀，就一口答應了。斯坦因所看到的寶藏，大約有三種，第一種是用堅硬的紙張所寫的漢文佛經。第二種是藏文寫本。第三種，也是斯坦因最高興的，是一些古畫，絹上畫的全是美麗的佛像，顏色調和，鮮艷如新 。 他們怕外人知道，盜寶工作每天在晚上進行搬運，他們連續盜了七個晚上，完整的經卷二十四箱近萬卷，完好的絹畫和絲織品等五箱近五百卷，斯坦因雇了四十多頭駱駝才能運走。相隔7年後，斯坦因再次混入敦煌，又騙走了王道士私藏起來的570卷敦煌文物。這些經卷，斯坦因將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留在印度，成立西域博物館，而精品則入藏倫敦的大英博物館。這件事情轟動國外，其他的外國盜竊者和中國官僚接踵而來。將藏經洞中遺物全部翻檢，選取精華，廉價騙購大量藏經洞中文獻精品和佛畫、絲織品，總數約一萬余件，現分藏於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和集美博物館。伯希和曾為法國中國學權威沙畹的高足，當時雖只有27歲，卻懂得漢、俄、藏、突厥等13種文字，所盜的寶者數量中雖不及斯坦因多，卻是價值最高的，他精心挑選並盜走的遺書是最精華的部分，有許多孤本。 1911年10月，日本大谷「探險」隊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非法用低價換取了469卷寫本和 精美唐代彩塑兩尊。 1911年俄國人鄂登堡率團至莫高窟，盜走經卷一批。 在眾多的向敦煌探取手取寶的人當中，有一個姍姍來遲者，他就是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東方部主任 華爾納。他於1923年到達莫高窟，但這時的藏經洞已空了，再沒有什麼文書可取了，於是，他把目標轉移到了那些不能移動的塑像和壁畫上。用塗有粘著劑的膠布剝取了第320、321、328、329、331、335、372各窟壁畫26方，共計3.206萬平方公分。其中初唐畫有漢武帝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迎金佛等，有關民族歷史與中國佛教史重要故事內容的壁畫多幅，及328窟通高120公分盛唐最優美的半跪式觀音彩塑。這批珍貴的藝術品現藏美國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 不要以為被盜走的壁畫就能很好地保存於世上，撕下來的時候就有不少被破壞了，還有運輸 、戰爭、盜竊等的損毀，損失的比盜走的更嚴重，而且是毀滅性的。區區的一個愛神維娜斯雕像無法復原的斷臂都讓全世界惋惜不已，而這里是幾十幅精美的壁畫，我們卻永遠無法知道它們原來的面目了。 在藏經洞陳列館展出的只有19件文獻真品，其它43幅美術品全部是電腦噴繪的復製品，還有49件海外文獻藏品圖片，因為原件都流失於海外近100年了。 「莫高窟的壁畫還不止看到的那麼多,在一次維修無意中發現了壁畫的裡面還有壁畫。原來是莫高窟的地方畢竟有限，後人找不到地方建洞窟了，就把前人繪制的壁畫用泥土覆蓋，再畫上新的壁畫，使相當多的洞窟內形成了數層壁畫的奇觀。現在還沒有百分百的把握拿開表層而又不損壞任何一層的方法，所以不去動它，希望以後科技先進的時候可以看到裡面的真相。」 仿製的幾個洞窟，真的是做到惟妙惟肖，牆壁的泥土質感，壁畫的筆觸，還有破損的地方都一模一樣，根本看不出破綻，而且這里還可以大打燈光，遊人可以盡情地細細欣賞。

記得採納啊

B. 敦煌寶藏的學術價值

世俗文獻約佔20%，數量雖少，但其學術價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種類除了傳統的經、史、子、集之外，還有大量地方文獻。以內容來分，有數學、地理、歷史、政治、貿易、哲學、軍事、民族、民俗。音樂、舞蹈、文學、語言、音韻、名籍、賬冊、函狀、表啟、類書、書法、醫學、獸醫、工藝、體育、水利、翻譯、曲藝、占卜書等等，廣泛反映中古社會的各個方面，是研究中古社會生活的重要資料。特別是數百件科技史文獻更是敦煌遺書中的珍品，其中與醫葯學有關的近百件，有醫療方1000多個；天文歷法方面的40多件；數學方面的約20件；水利、農業、化學等方面都有。
大量的「官私文書」也是世俗文獻中具有珍貴價值的史料。「官文書」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籍賬等；有與戶部、刑部、兵部相關的文書片斷；《河西節度使判集》有助於對安史之亂後河西政治經濟狀況的研究；《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及歸義軍節度使相關的文書，使晚唐、五代沙州的歷史面貌重新明朗；軍制、市制、屯田、長行馬等有關文書，使各種制度得以稽考；籍賬方面，包括計賬、戶籍、差科簿等有利於《西魏大統十三年計賬》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許多問題得以探明；唐天寶年間《敦煌郡敦煌縣差科簿》為唐前期雜色、搖役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材料。「私文書」有契卷、社司轉帖、賬歷、書犢、分家產文書、遺書等，其中租佃契、地契、借貸契、買賣契、僱傭契等對於研究唐五代及宋初勞動者身份地位以及祖佃關系、高利貸經營方面的問題，都是第一手資料。
寺院文書是官私文書的一個分支，約有500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碟、戒碟、僧尼籍、轉經歷、追福疏、諸色入破歷、器物名籍以及各種契約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團政治經濟結構的好材料。
敦煌遺書中還有上萬卷吐蕃、回鵑、粟特（康居）、干闐、龜茲、突厥、敘利亞、梵文等多種文字寫本。是研究這些民族歷史的珍貴資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學價值和國際意義。

C. 敦煌文化的相關知識包括技術，故事情節，藝術成就，深刻道理

敦煌文化 敦煌文化藝術又稱莫高窟文化藝術，被稱為東方世界的藝術博物館。它保存了公元四世紀到十世紀的洞窟735個，彩塑三千餘身,壁畫45000平方米,唐宋木構建築五座。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在這里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後改為敦煌藝術研究所），開始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保護、研究工作。
敦煌，一個神聖的名字。
敦煌是多種文化融匯與撞擊的交叉點，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文化在這里相遇。
敦煌是藝術的殿堂。那些公元4至11世紀的壁畫與雕塑，帶給人們極具震撼力的藝術感受。敦煌又是文獻的寶庫。在這數以萬計的赤軸黃卷中，蘊藏著豐富的文獻資源，漢文、古藏文、回鶻文、於闐文、龜茲文、粟 特文、梵文，文種繁多；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宗教、文學、民族、民俗、語言、歷史、科技等廣泛領域。
1900年農歷5月26日，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這個藏經洞，那些古代文獻赫然堆滿整個窟室。由此，產生了一門世界性的學科--"敦煌學"。
1910年，敦煌藏經洞劫餘文獻運藏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而今，藏經洞發現已經整整一百年了，中國國家圖書館作為世界上收藏敦煌遺書最多的單位，以其豐富的館藏，為敦煌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舉辦的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專題文獻展覽，旨在揭示敦煌遺書的流散歷史，展示敦煌遺書的風采及內涵，介紹敦煌遺書的保護與研究現狀。這對於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推動世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促進敦煌學的研究；對於有效保護和充分利用敦煌文化遺產，帶動我國西部地區文化事業發展，以及激發社會公眾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敦煌是全人類的敦煌。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編輯本段]【敦煌歷史】
敦煌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秦漢之前，這里居住著月支、鳥孫等民族。西漢初，漠北的匈奴趕走月支，佔領敦煌。元狩二年（前121）西漢軍隊打敗河西匈奴，敦煌與河西走廊歸入西漢王朝版圖。元鼎六年（前111）西漢在敦煌設郡，與酒泉、張掖、武威並稱河西四郡。在敦煌之北修築了長城，在西部設立了陽關、王門關。從此，敦煌成為西域進入河西走廊與中原的門戶和軍事重鎮。為了鞏固敦煌的戰略要地，政府從內地移民來此定居，調遣士兵屯田戎守。西漢王朝對敦煌的經營與開發，確立了敦煌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經過東漢王朝與曹魏政權的繼續經營與開發，敦煌在較長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成為絲綢之路上一處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和糧食生產基地。中原文化在這里生根和發展，儒家經典得到傳播。產生於印度的佛教文化也傳到了敦煌，西晉時號稱「敦煌菩薩」的譯經大師竺法護及其弟子在此譯經傳教。
十六國時期，先後由前涼、前秦、後涼、西涼、北涼五個政權統治敦煌。此時中原大亂，戰爭頻繁。唯敦煌相對平安，人口增加，中原與河西走廊的百姓避亂在此，中原漢晉文化在敦煌與河西走廊得以保存和延續。敦煌產生一批著名儒家學者，他們設館講學，著書立說。中原傳統文化在敦煌已十分成熟。與此同時，西行求法與東來傳教的佛教僧人都經過敦煌，促進了敦煌佛教的發展。《魏書·釋老志》說：「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敦煌莫高窟應運而生。據唐代聖歷元年（698）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記：「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恬靜，嘗仗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干僔師窟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二僧。」此後，北魏宗室東陽王元太榮、北周貴族建平公於義先後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信奉佛教，莫高窟的開窟造像活動逐漸發展興盛起來。
隋代統一南北，擊敗西北的突厥和吐谷渾侵擾，保持絲路暢通，商貿繁盛。文帝和湯帝倡興佛教，今天下各州建造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宮廷寫經也傳至敦煌。短暫的隋代，在敦煌大興開窟之風。唐王朝前期扼制了西域最大的威脅——西突厥的進犯，在西域設立安西都護和安西四鎮。為加強軍事防衛，在敦煌和河西走廊設立豆盧軍、墨離軍、王門軍、赤水軍、建康軍等河西十軍，使敦煌經濟得到穩步發展，絲綢之路全線暢通，「伊吾之西，波斯以東，朝貢不絕，商旅相繼」。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頻繁。敦煌石窟的營造達到了極盛，敦煌文化進一步凝聚了來自中原的漢文化，以及來自印度、西亞、中亞的文化。
天寶十四年（755）發生安史之亂，唐王朝由盛而衰，吐蕃乘機攻佔隴右、河西。建中二年（781）吐蕃佔領沙州，推行吐善行政、經濟制度和習俗，同時，大力抉植佛教，佛教勢力迅速膨脹，推動了莫高窟繼續興建。
會昌二年（842），吐蕃內亂，勢力大衰。大中二年（848）沙州張議潮乘機率兵起義，陸續收復伊、西、瓜、肅、甘、涼等十一州，並遣使奉表歸唐，被唐王朝冊封為歸義軍節度使，從此開始了歸義軍長達200多年的統治時期。張氏歸義軍政權恢復唐制，推行漢化，使敦煌的政局得到了穩定，佛教在張氏歸義軍政權的保護下，繼續興建寺院和石窟。宋乾化四年（914），曹議金接替張承奉政權在瓜沙二州六鎮地區重建歸義軍政權，一直保持與中原王朝的密切來往，接受中原王朝封號，奉中原為正朔，利用舊日唐朝在各族人民中的聲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樹立自己的地位，又以和親的方式，東與甘州回鶻，西與西州回鶻、於闐政權結好。曹氏政權與中原王朝及周圍少數民族政權建立的良好關系，不僅保持境內相對穩定的局面，且共保絲路暢通，促進了敦煌與中原和西域佛教文化的交流，為敦煌佛教藝術繼續發展創造了條件。
宋景佑三年（1036）和南宋寶慶三年（1227），敦煌先後為黨項羌和蒙古族佔領。西夏和蒙元統治者篤信佛教，敦煌莫高窟作為佛教要地，依然受到重視，仍有建造。但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蒙元疆域的擴大，敦煌失去了中西交通中轉站與西域門戶的重要地位。莫高窟也告衰落。
元代以後敦煌停止開窟，逐漸冷落荒廢。明嘉靖七年（1528）封閉嘉峪關，使敦煌成為邊塞游牧之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雍正元年（1723）在敦煌設沙州所，三年（1725）改沙州衛，並從甘肅各州移民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沙州衛為敦煌縣，敦煌經濟開始恢復。莫高窟開始被人們注意。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發現了震驚世界的藏經洞。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敗無能、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特定歷史背景下，藏經洞文物發現後不久，英人斯但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險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從王道士手中騙取大量藏經洞文物，致使藏經洞文物慘遭劫掠，絕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於英、法、俄、日等國的眾多公私收藏機構，僅有少部分保存於國內，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給中國人民留下了難以彌合的心靈創傷。
從開鑿的第一天起，莫高窟便以它那兼容並蓄的恢宏氣度，吸取和融合了當時歐亞大陸所有人類文明的精華。當我們面對那一尊尊塑像，那一方方壁畫，那一卷卷文書時，就會被莫高窟那博大精深的多元化藝術進力及其豐富深厚的文化底蘊所吸引、打動，內心感到震撼和折服。我們同時也會深刻地認識到，如果沒有古代河西地區繁榮的經濟文化，就沒有莫高窟；如果沒有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和中華民族海納百川的廣闊胸懷，也就不會有莫高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敦煌莫高窟劫後餘生的文物才得到了真正有效的保護和科學合理的利用。作為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敦煌文物保護事業步入了蓬勃發展的新時期。
世紀之交的2000年，是敦煌藏經洞發現100周年，敦煌學也將走過了百年歷程，全世界敦煌學學者和關心敦煌的人士都在關注著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
燦爛的敦煌文化遺產，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敦煌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人類。敦煌文化代表著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敦煌文化必將在新世紀發揚光大。

D. 敦煌文獻典籍到底有什麼現實意義

1、古代文獻由於戰亂和天災而損失很多，敦煌文獻的發現對重新認識評價古代思想，和重新發現古代文化典籍，有著重要的直接的實物參考。
2、古代思想和文獻由於朝代更替和政治思想的壓制，有很多人為篡改和編造的情況，而敦煌文獻的發現，則有很重要的實物考據作用，發現哪些文獻或經典在後代被改造，或者後代哪些文獻是被編造。
3、敦煌文獻在文物的材質上，可以考察古代科學技術水平的發展變化歷程，比如造紙、印刷等技術，一些古代文獻的記錄也對當時的政治、經濟、科技等情況有重要的參考作用。
4、敦煌文獻多為手抄手繪，因此保留了很多古代藝術發展變化的記錄，在書法演變、繪畫題材和方法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5、敦煌文獻的內容上除了涉及宗教，還有很多涉及當時的科技、人文、地理、政治、文學藝術等方面，甚至還可以找到與周邊各國交往的文獻，因此被稱為古代歷史文化的網路全書。

E. 敦煌學在近代發生了什麼

雖然早在20世紀初就有羅振玉、王國維、劉半農等人在北京、倫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錄敦煌文獻，但對莫高窟的真正保護開始於1940年代。1941年至1943年著名畫家張大千對洞窟進行了斷代、編號和壁畫描摹。1943年，國民政府將莫高窟收歸國有，設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由常書鴻任所長，對敦煌諸石窟進行系統性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1950年，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書鴻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約400個洞窟，搶修了5座唐宋木構窟檐，並將周邊10餘平方公里劃定為保護范圍。1984年，中國政府進一步將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為敦煌研究院，充實了科技力量，開展治沙工程，積極利用數字化技術和其他技術來加強保護工作。由於呼吸產生的二氧化碳對壁畫會產生潛在性的破壞，近年造訪莫高窟人數增加，因此對日常參觀人數應該加以限制。
莫高窟堪稱世界最大的藝術寶庫之一。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圓籙發現"藏經洞"，洞內藏有寫經、文書和文物四萬多件。此後莫高窟更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國的斯坦因兩次掠走遺書、文物一萬多件。
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從藏經洞中揀選文書中的精品，掠走約5000件。
1910年藏經洞中的劫餘寫經，大部分運至北京，交京師圖書館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從王道士處，弄走約600件經卷。
1914年俄國人奧爾登堡又從敦煌拿走一批經卷寫本，並進行洞窟測繪，還盜走了第263窟的壁畫。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用特製的化學膠液，粘揭盜走莫高窟壁畫26塊。、
他們都以少量的銀元，帶走了大量的中國的燦爛文化。
註：
王道士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
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土，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籙仍不甘心。於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幾年過去了，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並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王圓籙無法可想，又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圓籙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後來連醉心於壁畫的張大千也加入了破壞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圓籙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於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
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准去審視王圓籙，他在那個時代其實真的很平凡。或許只有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藏經洞前聚滿了遊人，在黑暗的洞中回響著各種不同國籍的聲音，我隨著匆匆人流，對王圓籙投去深情的一瞥。
去敦煌之前，我就有個心願要找到余秋雨所說的「道士塔」。我問導游：王圓籙葬在何處？他說在莫高窟售票處前面。我從洞窟中一路下來，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黃色的塔佇立在莫高窟陳列館前。在我所駐留的數分鍾內，我沒有看到還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細細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來是王的徒子徒孫們用來紀念王圓籙的，墓誌上記錄了他的功德。他們建造了莫高窟眾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將一個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過歸還給了大地。
關於王圓籙我說了許多，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應該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

F. 藏經洞中的非漢文文獻包括哪些

藏經洞中的非漢文文獻包括古藏文、回鶻文、於闐文、粟特文、龜茲文、梵文、突厥文等，這些多民族語言文獻的發現，對研究古代西域中亞歷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籙在清理今編第16窟的積沙時，於無意間偶然發現了藏經洞(即今第17窟)，從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綉、絹畫、法器等文物5萬余件。

這些珍貴文獻用多種文字記載，有漢文、藏文、梵文、龜茲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 康居文等,簡直是一個內容豐富的古代博物館。

(6)敦煌科技文獻擴展閱讀：

敦煌是古代佛教聖地，道教的發展遠不如佛教，但在唐朝前期，由於統治者推崇老子，道教一度興盛起來，因而，在敦煌文獻中也保存了為數不少的道教典籍。敦煌文獻中的道教經卷約有500號左右，主要為初唐至盛唐的寫本。

藏經洞這一震驚世界的發現，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提供了數量極其巨大、內容極為豐富的珍貴資料，被譽為「中古時代的網路全書」、「古代學術的海洋」。

G. 什麼是敦煌學

敦煌學（英語：Tunhuangology）是一門以敦煌為名字的學術分支，「敦煌學」一詞是由1925年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所創。當中包含宗教、文學、語言、藝術、考古、科技、建築，並以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獻及文物為研究主體。

過去認為「敦煌學」一詞，是陳寅恪於1930年為《敦煌劫餘錄》作序首次使用的。向達在《敦煌學六十年》中說：「敦煌學一詞，是陳寅恪提出的。他為陳垣先生《敦煌劫餘錄》作序時，始創此名。」

姜伯勤在《陳寅恪與敦煌學》一文說：「1930年，一位中國學者創立了『敦煌學』的界說，這位創立者就是義寧陳寅恪。」但是有學者發現，早在1925年，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就在一次會議上用過「敦煌學」一詞。

池田溫指出：「其實，早幾年的1925年8月，石濱純太郎（1888－1968）在大阪懷德堂夏期講演時，已經幾次使用敦煌學一詞了（石濱純太郎《東洋學漫談》，創元社，1943年7月，56、74頁等）。

可以說，敦煌學一詞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王冀青曾指出是1925年12月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題為《敦煌石室的遺書（懷德堂夏期講演）》的小冊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詞。

(7)敦煌科技文獻擴展閱讀

歷史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籙在清理洞窟流沙時偶然發現一小石室，裡面珍藏著數以萬計的經卷、文書。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於1907年首次將藏經洞文物秘密運往西方。後來，各國考古學家如法國的伯希和、俄國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等聞訊接踵而來。

從王道士的手中取得了大批珍貴文物，捆載而歸，導致大量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鄂登堡還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塊壁畫。羅振玉也曾私藏一些文物賣給了日本人。

1909年羅振玉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錄》，發表於《東方雜志》6卷11、12期。陳寅恪在為陳垣編《敦煌劫餘錄序》中曾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潮流」。

「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現以來……東起日本，西迄英法，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范圍，先後都有所貢獻」，英文出現「Tunhuangology」名詞。

H. 敦煌有史以來發生幾件大事

敦煌，一個神聖的名字。
敦煌是多種文化融匯與撞擊的交叉點，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文化在這里相遇。
敦煌是藝術的殿堂。那些公元4至11世紀的壁畫與雕塑，帶給人們極具震撼力的藝術感受。敦煌又是文獻的寶庫。在這數以萬計的赤軸黃卷中，蘊藏著豐富的文獻資源，漢文、古藏文、回鶻文、於闐文、龜茲文、粟 特文、梵文，文種繁多；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宗教、文學、民族、民俗、語言、歷史、科技等廣泛領域。
1900年農歷5月26日，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這個藏經洞，那些古代文獻赫然堆滿整個窟室。由此，產生了一門世界性的學科--"敦煌學"。
1910年，敦煌藏經洞劫餘文獻運藏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而今，藏經洞發現已經整整一百年了，中國國家圖書館作為世界上收藏敦煌遺書最多的單位，以其豐富的館藏，為敦煌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舉辦的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專題文獻展覽，旨在揭示敦煌遺書的流散歷史，展示敦煌遺書的風采及內涵，介紹敦煌遺書的保護與研究現狀。這對於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推動世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促進敦煌學的研究；對於有效保護和充分利用敦煌文化遺產，帶動我國西部地區文化事業發展，以及激發社會公眾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敦煌是全人類的敦煌。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I. 李小榮的研究成果

1.《佛教傳入與中國美術》（第一作者），《法音》1998年12期。
2.《略論變相的創作及用途》，《法音》2000年第3期。
3.《敦煌佛曲〈散花樂〉考源》，《法音》2000年第10期。
4.《試論佛教音樂及其東傳》，《法音》2001年第2期。
5.《論〈陀羅尼集經〉中的清樂問題》，《法音》2002年第1期。
6.《論〈大般涅槃經〉卷八之「文字品」》，《法音》2003年第5期。
7.《水陸法會歷史源流略說》，《法音》2006年第4期。
8.《變文生成年代新論》，《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第5期。
9.《敦煌雜劇小考》，《社會科學研究》2001年第3期。
10.《凈土觀想與謝靈運山水意象及意境之關系略探》（第一作者），《社會科學研究》2007年第5期。
11.《「婁羅之辯」與梵語四流音》，《中國語文》1998年第6期。
12.《婁羅詞義溯源》，《辭書研究》2000年第1期。
13.《變文與唱導關系之檢討》，《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
14.《變文變相關系論》，《敦研究煌》2000年第3期。
15.《〈兄常勸弟奉修三寶，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緣〉校注》，《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16.《〈高王觀世音經〉考析》，《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17.《釋家變文原初意義之推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18.《〈阿鼻地獄變文〉校注》，《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
19.《變文講唱「平」「側」「斷」諸音聲符號含義之探析》，《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2期。
20.《敦煌變文作品校錄二種》，《敦煌學輯刊》2002年第2期。
21.《試論變文的消亡》，《貴州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
22．《佛經偈頌與中古絕句的得名》（第一作者），《貴州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23．《論目連變文的生成及目連戲的流播》，《貴州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
24.《觀想念佛與謝靈運山水詩》，《貴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
25.《〈西遊記〉〈心經〉關系論略》，《貴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
26.《唐代釋家經疏中的三國故事》，《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27.《佛經傳譯與散文文體的得名》，《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
28.《李白剔骨葬友的宗教原因》，《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
29.《〈西遊記〉白鼠求婚故事考源》，《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30.《取象與存思：李白詩歌與上清派關系略探》（第一作者），《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31.《佛教與中國古代文體關系研究略談》，《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
32.《狸貓換太子的來歷》，《河北學刊》2002年第2期。
33．《論隋唐五代至宋初的葯師信仰》，《普門學報》2002年第3期。
34.《佛教與〈黔之驢〉》，《普門學報》2006年第2期。
35．《從敦煌本〈通門論〉看道經文體分類的文化淵源及其影響》，《普門學報》2008年第1期。
36.《那吒故事起源補考》，《明清小說研究》2002年第3期。
37.《敦煌偽經〈佛說三廚經〉研究》，《戒幢佛學》2005年卷。
38．《論密教中的千手觀音》，《文史》2003年第2期。
39．《慈覺禪師宗賾佚詩補輯》，《古籍研究》2004年第1輯。
40.《略論〈中國寺志叢刊〉之唐詩引文》，《古籍研究》2006年第1輯。
41.《李白釋家題材作品論略》，《文學遺產》2005年第2期。
42.《敦煌佛教勸化音樂文學略說》，《東方叢刊》2006年第3期。
43.《佛教音樂「契」之含義及相關問題辨析》，《中國俗文化研究》第四輯，巴蜀書社，2007年。
44.《〈宋高僧傳·利涉傳〉補正》，《敦煌佛教與禪宗學術討論會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
45.《論僧人撰述與〈文選〉的傳播》（第一作者），《福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46.《敦煌佛教歌辭作者考辨二題》，《新國學》第7輯，巴蜀書社，2008年。
47.《論「未曾有經」文體及其影響》，《武漢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1．《變文講唱與華梵宗教藝術》，高雄：台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年；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2．《敦煌密教文獻論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
3.《〈弘明集〉〈廣弘明集〉述論稿》，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
4.《敦煌佛教音樂文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
5.《敦煌道教文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