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學特徵

❶ 學習文獻學的意義

1）首先，學習古典文獻學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整理古籍，對於一個民專族，一個國家屬有著不可忽視的戰略意義。是一項重要的關繫到子孫後代的工作。最起碼的一點是，燦爛的中華文化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這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因此，整理古籍，為了讓更多的人看懂，僅作標點，注釋，校勘，訓詁還不夠，要有今譯，爭取更多的人能看懂。
（2）其次，學習古典文獻學是專業學習的需要。對於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學，古代歷史和哲學的人來說，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一門重要的必修課，是為專業課的學習服務的一門基礎課。由於在學習中要涉及大量的文獻典籍，因此，有必要學習和掌握古典文獻學的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 以便使自己在學習中能順利地找到材料，正確地運用材料，進而分析批判材料，得出科學的結論。
總之，系統地學習和掌握古典文獻學的基本知識，才能為今後的學習和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才能在科學研究中有所成就。

❷ 歷史文獻學的學科特點

歷史文獻學的特點，最突出的是它的綜合性、基礎性和實踐性。
所謂綜合性，是指中國歷史專文獻學研屬究的對象、領域以及所運用的理論，方法既涉及到歷史學，也涉及到古典文獻學，同時又與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年代學、歷史地理學以及古代文學、中國哲學史、科技史等有著密切的聯系。綜合性雖然不是歷史文獻學的學科性質，但的確是它的一大特點。
所謂基礎性，是就歷史文獻學在歷史學的結構體系中所處的基礎地位而言的。研究歷史必須依據史料，史料的范圍雖然很寬廣，但傳世的和出土的歷史文獻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所謂實踐性，是說歷史文獻學是一門強調實踐講求致用的學問。無論整理還是研究歷史文獻，都是實踐性很強的工作，如版本、目錄、校勘、辨偽、輯佚等都需要長時期的動手實踐和經驗積累，方能得其門徑而取得成就，而整個歷史文獻學學科也正是在長期的歷史文獻工作實踐和經驗積累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

❸ 歷史文獻學和古典文獻學有那些區別啊

黃永年在其《古籍整理概論》一書中認為「歷史文獻學者，是研究歷史上的文獻而非當前的文獻之謂，和古典文獻學、文獻學其實只是一回事。但文獻學究竟包括哪些內容，則說法頗多出入。」的確，由於文獻學的交叉性特徵，已經出現了一些專科文獻學。歷史文獻學同時也就成了一門專科文獻學。可以說歷史文獻學曾經代表整個中國傳統文獻學，而當前代表著整個中國傳統文獻學的是中國古典文獻學。
至於哪一門更能培養治學基本功，當然包括這兩門在內的太多的學科都是能夠達到這種功用的，關鍵還是在於個人興趣了。

❹ 宋代文獻學的特徵與成就

我這有類似的 您可能需要

❺ 一次文獻的特點是什麼

什麼是文獻
用文字、圖形、符號、聲頻、視頻等技術手段記錄人類知識的一種載體，或理解為固化在一定物質載體上的知識。現在通常理解為圖書、期刊等各種出版物的總和。文獻是記錄、積累、傳播和繼承知識的最有效手段，是人類社會活動中獲取情報的最基本、最主要的來源，也是交流傳播情報的最基本手段。正因為如此，人們把文獻稱為情報工作的物質基礎。在國內國外，都常常可以看到有人把「文獻」與「情報」，「文獻學」與「情報學」等同起來，雖然這種等同未必適宜，但卻反映了文獻在情報活動和科學中的極為重要的地位。

區分文獻類型或形式有多種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據載體把其分為印刷型、縮微型、機讀型和聲像型。（1）印刷型：是文獻的最基本方式，包括鉛印、油印、膠印、石印等各種資料。優點查可直接、方便地閱讀。（2）縮微型：是以感光材料為載體的文獻，又可分為縮微膠卷和縮微平片，優點是體積小、便於保存、轉移和傳遞。但閱讀時須用閱讀器。（3）計算機閱讀型：是一種最新形式的載體。它主要通過編碼和程序設計，把文獻變成符號和機器語言，輸入計算機，存儲在磁帶或磁碟上，閱讀時，再由計算機輸出，它能存儲大量情報，可按任何形式組織這些情報，並能以極快的速度從中取出所需的情報。近年來出現的電子圖書即屬於這種類型。（4）聲像型：又稱直感型或視聽型，是以聲音和圖像形式記錄在載體上的文獻，如唱片、錄音帶、錄像帶、科技電影、幻燈片等。

文獻在科學和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表現在：（1）是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究結果的最終表現形式；（2）是在空間、時間上傳播情報的最佳手段；（3）是確認研究人員對某一發現或發明的優先權的基本手段；（4）是衡量研究人員創造性勞動效率的重要指標；（5）是研究人員自我表現和確認自己在科學中的地位的手段，因而是促進研究人員進行研究活動的重要激勵因素；（6）是人類知識寶庫的組成部分，是人類的共同財富。

根據文獻內容、性質和加工情況可將文獻區分為：一次文獻、二次文獻、三次文獻。一次文獻指以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為依據而創作的原始文獻，如期刊論文、研究報告、專利說明書、會議論文等。二次文獻是對一次文獻進行加工整理後產生的一類方面，如書目、題錄、簡介、文摘等檢索工具。三次文獻是在一、二次文獻的基礎上，經過綜合分析而編寫出來的文獻，人們常把這類文獻稱為「情報研究」的成果，如綜述、專題述評、學科年度總結、進展報告、數據手冊等。與此類似，也有把情報區分成一次情報、二次情報、三次情報的。

構成文獻的三個基本要素是:知識、載體和記錄

❻ 文獻的概念、特徵、類別是什麼

什麼是文獻
用文字、圖形、符號、聲頻、視頻等技術手段記錄人類知識的一種載體，或理解為固化在一定物質載體上的知識。現在通常理解為圖書、期刊等各種出版物的總和。文獻是記錄、積累、傳播和繼承知識的最有效手段，是人類社會活動中獲取情報的最基本、最主要的來源，也是交流傳播情報的最基本手段。正因為如此，人們把文獻稱為情報工作的物質基礎。在國內國外，都常常可以看到有人把「文獻」與「情報」，「文獻學」與「情報學」等同起來，雖然這種等同未必適宜，但卻反映了文獻在情報活動和科學中的極為重要的地位。

區分文獻類型或形式有多種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據載體把其分為印刷型、縮微型、機讀型和聲像型。（1）印刷型：是文獻的最基本方式，包括鉛印、油印、膠印、石印等各種資料。優點查可直接、方便地閱讀。（2）縮微型：是以感光材料為載體的文獻，又可分為縮微膠卷和縮微平片，優點是體積小、便於保存、轉移和傳遞。但閱讀時須用閱讀器。（3）計算機閱讀型：是一種最新形式的載體。它主要通過編碼和程序設計，把文獻變成符號和機器語言，輸入計算機，存儲在磁帶或磁碟上，閱讀時，再由計算機輸出，它能存儲大量情報，可按任何形式組織這些情報，並能以極快的速度從中取出所需的情報。近年來出現的電子圖書即屬於這種類型。（4）聲像型：又稱直感型或視聽型，是以聲音和圖像形式記錄在載體上的文獻，如唱片、錄音帶、錄像帶、科技電影、幻燈片等。

文獻在科學和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表現在：（1）是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究結果的最終表現形式；（2）是在空間、時間上傳播情報的最佳手段；（3）是確認研究人員對某一發現或發明的優先權的基本手段；（4）是衡量研究人員創造性勞動效率的重要指標；（5）是研究人員自我表現和確認自己在科學中的地位的手段，因而是促進研究人員進行研究活動的重要激勵因素；（6）是人類知識寶庫的組成部分，是人類的共同財富。

根據文獻內容、性質和加工情況可將文獻區分為：一次文獻、二次文獻、三次文獻。一次文獻指以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為依據而創作的原始文獻，如期刊論文、研究報告、專利說明書、會議論文等。二次文獻是對一次文獻進行加工整理後產生的一類方面，如書目、題錄、簡介、文摘等檢索工具。三次文獻是在一、二次文獻的基礎上，經過綜合分析而編寫出來的文獻，人們常把這類文獻稱為「情報研究」的成果，如綜述、專題述評、學科年度總結、進展報告、數據手冊等。與此類似，也有把情報區分成一次情報、二次情報、三次情報的。

構成文獻的三個基本要素是:知識、載體和記錄

❼ 文獻學 鑒別和選擇版本都有那些常用方法，各有何局限

古文獻研究的內容主要有古文獻目錄、古籍版本、古籍校勘、古回籍辨偽、古文獻輯佚。針對不答同的內容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法：

首先是「古典文獻的普查登記與學科分類方法」。古典文獻學最首要的任務就是系統全面地認識了解自己的研究對象——中國古典文獻的總體面貌，只有通過全國范圍的古典文獻普查登記，並對普查登記材料進行條分縷析，使之分門別類，才能掌握其數量和大致的學科類別。因此，普查登記與分類是古典文獻學最基礎的工作，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其次是「古典文獻的編目與著錄方法」。古典文獻的典藏與查閱都需要目錄書和目錄卡片提供按圖索撰的途徑，而編制書本式目錄和卡片式目錄，既要遵循一定的編目原則，又要按照一定的著錄規則，這就需要掌握科學的方法。由此可見，「編目與著錄方法」也是中國少數民族古典文獻學的重要方法之一。

再者是「古典文獻的鑒定與辨偽方法」。古典文獻學在考辨古典文獻的源流、判斷某一部書或某一篇文獻的價值、分析不同文獻版本之間的關系時，都需要對文獻的特徵和內容予以鑒別，特別是對那些偽造的書籍和文獻檔案子以斷定。

❽ 古典文獻學

1。商周時期人們將甲骨文刻寫在龜甲和獸骨上，所以龜甲和獸骨可以說是最早的文獻載體，與此同時人們還將文字刻寫在青銅器上，這種文字被成為金文，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則開始使用竹簡和絲帛，並使用毛筆，東漢時期蔡倫發明了紙，中國的文字進入了紙的時代，在古代著名的紙有宣紙等。長短不言而知。
2。文獻是記錄知識的一切載體。具體地說，文獻是將知識、信息用文字、符號、圖像、音頻等記錄在一定的物質載體上的結合體。由此定義我們可以看出，文獻具有三個基本屬性，即文獻的知識性、記錄性和物質性。它具有存貯知識、傳遞和交流信息的功能。
由於文獻的種類繁多，各具特色，不同類型文獻所記載的信息內容也各有側重，因此，首先了解文獻的級別、類型、特點等知識，對進一步做好文獻檢索工作將有很大的幫助。
依據文獻傳遞知識、信息的質和量的不同以及加工層次的不同，人們將文獻分為四個等級，分別稱為零次文獻、一次文獻、二次文獻和三次文獻。
1．零次文獻 這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情報信息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形成一次文獻以前的知識信息，即未經記錄，未形成文字材料，是人們的口頭交談，是直接作用於人的感覺器官的非文獻型的情報信息；二是未公開於社會即未經正式發表的原始的文獻，或沒正式出版的各種書刊資料，如書信、手稿、記錄、筆記，也包括一些內部使用、通過公開正式的訂購途徑所不能獲得的書刊資料。 零次文獻一般是通過口頭交談、參觀展覽、參加報告會等途徑獲取，不僅在內容上有一定的價值，而且能彌補一般公開文獻從信息的客觀形成到公開傳播之間費時甚多的弊病。2．一次文獻 這是人們直接以自己的生產、科研、社會活動等實踐經驗為依據生產出來的文獻，也常被稱為原始文獻（或稱一級文獻），其所記載的知識信息比較新穎、具體、詳盡。一次文獻在整個文獻系統中是數量最大、種類最多、使用最廣、影響最大的文獻，如期刊論文、專利文獻、科技報告、會議錄、學位論文等等。這些文獻具有創新性、實用性和學術性等明顯特徵，是科技查新工作中進行文獻對比分析的主要依據。
3．二次文獻 二次文獻也稱二級文獻，它是將大量分散、零亂、無序的一次文獻進行整理、濃縮、提煉，並按照一定的邏輯順序和科學體系加以編排存儲，使之系統化，以便於檢索利用。其主要類型有目錄、索引和文摘等。二次文獻具有明顯的匯集性、系統性和可檢索性，它匯集的不是一次文獻本身，而是某個特定范圍的一次文獻線索。它的重要性在於使查找一次文獻所花費的時間大大減少。二次文獻是查新工作中檢索文獻所利用的主要工具。
4．三次文獻 三次文獻也稱三級文獻，是選用大量有關的文獻，經過綜合、分析、研究而編寫出來的文獻。它通常是圍繞某個專題，利用二次文獻檢索搜集大量相關文獻，對其內容進行深度加工而成。屬於這類文獻的有綜述、評論、評述、進展、動態等。這些對現有成果加以評論、綜述並預測其發展趨勢的文獻，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在查新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反映某一領域研究動態的綜述類文獻，在短時間內了解其研究歷史、發展動態、水平等，以便能更准確地掌握待查項目的技術背景，把握查新點。
總之，從零次文獻、一次文獻、二次文獻到三次文獻，是一個由分散到集中，由無序到有序，由博而精的對知識信息進行不同層次的加工的過程。它們所含信息的質和量是不同的，對於改善人們的知識結構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同。零次和一次文獻是最基本的信息源，是文獻信息檢索和利用的主要對象；二次文獻是一次文獻的集中提煉和有序化，它是文獻信息檢索的工具；三次文獻是把分散的零次文獻、一次文獻、二次文獻，按照專題或知識的門類進行綜合分析加工而成的成果，是高度濃縮的文獻信息，它既是文獻信息檢索和利用的對象，又可作為檢索文獻信息的工具。

暈倒了，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竹簡和絲帛上的不就是古典文獻。題目是要你把載體形式表達出來，而不是要你具體到古典的名字。暈倒了

❾ 明清文獻學和考據學的特徵是什麼

考據又稱考證、考正、考核、考信、考訂、考鑒等，其初義是指對人或事物進行稽考取以據信，如《禮·學記》「中年考校」，《禮運》「以考其信」等；後引申為對書籍的考辨校訂，如《史記·伯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南史·蕭子顯傳》「考正同異，為一家之言」等。而以其為學術之專名，則始於宋人。如朱熹《答孫季和》信中論「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又如《宋史·鄭樵傳》即稱鄭氏「好為考證倫類之學」，考證即考據，倫類則指編纂而言。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時期，關於考據學之稱名與界定，在學術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稱考核學，《四庫提要》多稱考證學，孫星衍、江藩等人則稱考據學，另有朴學、實學、漢學、制數學、名物典制之學等通稱，近今人則多稱為乾嘉學術或乾嘉考據學。這些稱名皆以該學術的某一特徵為命名之由，如稱考據學、考證學、考核學是指其糾繆考辨、注重證據的治學特徵；稱朴學、實學是指其質朴求實、不尚虛談的學術風氣；稱漢學是指其宗尚漢儒重小學訓詁與名物考辨的學術特質；稱制數學、名物典制之學則是指其注重辨名當物與考訂典制；而稱乾嘉學術或乾嘉考據學則是因其極盛於清代乾隆、嘉慶時期，故以時代為學術之代名。諸家稱名相殊，界定各異。即考據學一詞，各家所論也相去甚遠，如段玉裁謂「考核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倫理之間，而以讀書之考核輔之」；而戴震、姚鼐、章學誠等人則以義理、考據、詞章三分學術，王鳴盛更以義理、考據、詞章、經濟四分學術，以義理歸之宋，以考據歸之漢，具體所論又大相徑庭；又袁枚以「補苴掇拾之學」即鈔撮輯佚之學為考據學；江藩則認為「考據者，考歷代之名物象數、典章制度，實而有據者也」；而阮元更以廣引博證經傳舊文者為「浩博之考據」，以明辨音訓精審會通者為「精核之考據」，等等 1。近現代學者或認為考據學僅為一種治學的方法，如錢穆在《〈新亞學報〉發刊辭》中即論其學「是一種求真相的學術，遇有疑難，必通考據」；而顧頡剛在《〈古籍考辨叢刊〉序》中則又認為考據學「以書籍為主，要徹底弄明白許多書籍的文字意義和社會意義，來幫助人們了解歷史」，因此他建議應當稱為「史料學」。諸家所論考據學之范疇，或概括學問之全體，或僅指學問之一端，大到無所不包，小到僅為名物典制之考辨，論者紛紛，莫衷一是。
如果總前人之論及乾嘉考據學家所治之學來看，筆者認為，考據學是對傳統古文獻的考據之學，包括對傳世古文獻的整理、考訂與研究，是古文獻學的主幹學科。其學包括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注釋、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職官、避諱、樂律等學科門類，相對於古文獻學而言，考據學一般不包括義理之學，但比今天學術界所常說的考據學廣泛復雜得多。就乾嘉考據學而論，與歷代不同之處在於：在考據學諸學科中，以小學為先導與樞扭，小學之中又絕重音韻學；四部書中經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經史為主；考據與義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據；詞章之學與釋道之學被排斥在學術以外。此可稱為「廣義考據學」。而如江藩所雲考歷代之名物象數、典章制度，實而有據者，此可稱為「狹義考據學」，近今人所論多指此而言。本書所論乾嘉考據學則是指「廣義考據學」，而「狹義考據學」則包含在其中。
二
在中國兩千年儒學發展史上，儒家經典的詮釋與流布，主要以兩種方式進行：即考據訓詁的方式，推闡義理的方式。有了文字，有了書籍，有了對書籍的闡釋，考據與義理兩種訓釋方式便同時並生，共存發展，且互為消漲。就考據學而言，其學萌芽於先秦，初創於兩漢，一盛於南宋，再盛於清乾嘉時期。乾嘉學者在進行探源工作時，也正是由清初而上溯，將考據學的根源追尋到了先秦。同時，對乾嘉考據學進行總結、整理、研究與評價，也並不始於近代，可以說，當時考據學家如焦循、凌廷堪、江藩、阮元等人就已經開始了對當代學術的總結與評價，焦、凌二氏之同名論文《辨學》等針對當時考據學發展之現狀與流弊，已有了認真而求實的總結和反思，而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經師經義目錄》、《經解入門》，阮元主纂之《十三經註疏》、《皇清經解》、《國史·儒林傳稿》、《疇人傳》以及後來王先謙的《續皇清經解》，皮錫瑞的《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等書更是總結與研究當代學術成果的代表之作，對近現代學術界了解與研究乾嘉考據學都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然而，自嘉道之際，隨著清王朝的衰微和今文經學興起，在學術界義理之學又蔚為主流，考據學在高潮過後不僅走向了回落，而且從此受到冷遇，屢遭貶斥，對其學的研究也時斷時續，或有或無。究其原因，一方面隨著清廷的衰亡和列強的入侵，與清王朝盛衰相同步的考據學在社會各種矛盾空前激烈的情形之下，又適逢學術界各種學派交織相軋、門戶之見如隔天地的時期，因之被加以「學術誤國」的古老罪名，成為社會各界集中攻擊的靶子，到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甚至成為「煩瑣」、「落後」、「反動」等的代名詞，很少有人正視其學。另一方面，乾嘉時期距今不過二百餘年，當時學者之著述大多數完整地留傳到了今天，真可謂森森插架、浩如煙海；同時，乾嘉學者所治之學，上起先秦，下迄當時，凡經史子集之書，莫不泛覽雜取，或博通諸學，或精於一家，加之其學又艱澀枯燥，不嗜聲華。這些因素也為乾嘉考據學的整理與研究增添了不少難度。
直到80年代以來，這種狀況才稍有好轉，對清代學術尤其是乾嘉考據學的研究漸趨熱門，至少是在表面上人們對其學表示了多方的關注，這當然與近些年來學術史研究的熱熱鬧鬧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學術界逐漸認識到，作為有清一代的主導學術和異於累代學術的鮮明特徵，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乾嘉考據學與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義疏之學、宋明理學一樣，有著很大的影響與重要的學術地位。同時，人們在探究近現代學術時，也開始認識到「五四」以來新的學術與文化並不像過去所表述的那樣與前代毫無瓜葛，乾嘉時期學者的學術與思想對後來都起過或大或小的作用，而新文化運動前後的革命者或學者無論思想新舊，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魯迅、錢穆、黃侃、劉師培等等，他們都不同程度地濡染過甚或接受了清儒之思想與治學方法。近年來人們的研究還表明，無論政治、經濟還是學術文化上，18世紀都是一個不可忽略的時期，不對這一時期學術與思想進行梳理，則很難對其前後之學術與思想進行探源導流的工作。同時，面對今日學術界「玄談」浮躁之風，人們也多多少少對乾嘉考據學家那種踏實勤奮、甘於寂寞、不趨名利的學術風氣有了些微的致意。因之，那種把乾嘉考據學視為「異端」、「怪胎」的說法盡管仍時有聲響，但對其學正視的學者日漸增多，人們對乾嘉考據學從認識到評價，逐漸走向了客觀與平實。
但總起說來，對乾嘉考據學的總結、整理與研究還相當不夠，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對乾嘉考據學家的著述及他們的學術成果缺少系統的總結與整理，二是人們的研究尚多為從哲學、政治、歷史及文化等外圍對乾嘉考據學進行探究，或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偶爾涉及考據學相關之問題。相對而言，對乾嘉考據學和當時考據學家本身的研究卻少有專論，本書便正是試圖在此方面做一嘗試。

三

今天對傳統國學包括乾嘉考據學進行研究，有著清人和清末以來人所不能及的許多便利條件。首先，清儒認為「聖人之言，萬世無弊」，故「治經斷不敢駁經」，而今人完全可以不受六經的拘牽；其次，清人治學，如顧炎武、陳啟源等人看不到一部「始一終亥」的《說文解字》，即乾嘉學者也難以遍閱所謂「四部七閣」之書，而今天的圖書資料與閱讀條件則是他們所萬難設想和不可比擬的；再次，前人治清學，往往處於政治與學術的糾葛之中，同時，又受今古文之爭、漢宋之爭、尊德性與道問學之爭、考據與義理之爭、信古與疑古之爭等學派之爭的制約，今天則完全可以擺脫這些門戶之見的束縛；其四，自近現代以來在四部古籍的整理與研究方面成果甚為豐富，而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金石、職官、輿地、避諱、天算、樂律諸學科的研究也是成就斐然，即乾嘉學術的研究，也在梁啟超、錢穆之同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書之後，海內外繼起之作不斷出現，近十餘年來尤為突出。所有這些，都是今天研究的基礎和津梁。因此，現在應該也有可能將乾嘉考據學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乾嘉考據學興起於明末清初，全盛於乾嘉時期，式微於晚清。本書的探究兼及有清一代考據學之發展脈絡，而主要以乾嘉時期為主，所論人物上起康、雍時期的惠士奇、沈彤、惠棟、江永等人，下及道、咸時期的阮元、江藩、馬瑞辰、陳奐諸人；其范圍所含，主要指梁啟超所論「正統派」，即以惠棟、戴震、錢大昕為代表的考據學家，浙東學派如章學誠，辨偽學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今文學家如庄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等，因其學術宗主與考據學派迥異，故不在討論之列。
本書在方法上試圖將古文獻學研究與學術史研究相結合，對乾嘉考據學既從學術史的角度對其成因、興盛與衰微作縱向的探討，又對其方法、派別、代表人物、得失及學術地位等做橫向的辨析，而考據學各學科特點與成就也散見於各章節的論述之中；在學術觀點的提出及論證材料的運用上，本書遵信清儒實事求是、注重證佐的治學原則，注重以當時人的言論引證當時的學術，有的放矢，不為空言，同時兼重對乾嘉考據學思想及乾嘉學者本身思想的考察，力圖歷史地、真實地對乾嘉考據學進行全面論述。另外，本書尚有以下諸方面要向讀者特別說明：
其一，本書對乾嘉考據學的論述，有一個很重要的立足點就是：將乾嘉考據學視為既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較盛的一代學術，又是學術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動」的學術；將乾嘉考據學家視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學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殘喘、無有靈魂的僵屍。筆者最初也是在前人或時賢觀點的影響下讀清人之書，但後來發現這些觀點與實際情況並不相符，故為糾其失，本書不惜在第一、二、四、八章中用大量的篇幅來討論乾嘉考據學的成因及乾嘉學者之思想，這並不是有意標新立異，而是經過實事求是考察後所得之結果。
其二，本書所研究的是傳統的論題，在方法上也不大趨新，這可能是今日的讀者最難愜意的。乾嘉時人焦循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而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也」。陳寅恪先生的話，更為學界所熟知，他講運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為「預流」，否則謂之「未入流」。處今日之世而治乾嘉考據學，顯然既是「寄人籬下」，又未「入流」。然焦氏同時人凌廷堪又說，學術「當其將盛也，一二豪傑振而興之，千百庸眾忿而爭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眾坐而廢之，一二豪傑守而待之」。此話與焦、陳二氏之語似相反而實相成，筆者不敢說自己就是待守的「豪傑」，但總覺得，自孔子至今，在中國古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上，或者大點里說，在中國傳統文化薪火相繼的承傳發展史上，兩千來學者日積月累，不斷舍舊創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有許多精華今天尚未很好地加以總結和利用，長此以往，傳統國學之續與絕，其結果將不待智者而可知。筆者絕不反對在傳統國學的研究中運用與借鑒國內外最新方法和最新成果，而且也盡力赴之，但如果將時下學術界盛行的「偷桃換李」魔術與「騰挪搬運」大法稱為「一代之所勝」或「預流」的話，則筆者寧願「寄人籬下」受「未入流」之譏，也不敢不願以身趨之。此則請讀者諒之。
其三，本書所論，主要是圍繞乾嘉考據學內部理路的發展來論其興衰成敗，這是針對以往學者只是在其外圍進行分析評判的不足而進行糾偏。然矯枉而過正，因此對其他方面的論述有所不夠，此在王俊義先生的《序》中已經指出；同時，由於今人對乾嘉考據學的研究較少，本書也想盡量將方方面面的問題都提出來，或盡量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或希望引起學界同仁的注意，然因求面面俱到，結果大有顧東棄西、掩膝露肘之失；各章節的論述，盡量避免重出互疊，故有時一個問題的探究，可能會出現在不同的章節中，如關於「古書通例歸納法」的討論，既出現在第三章，又出現在第十章等等。這些在書中都盡量加了注釋或提示。然零碎之嫌，恐亦難免。
上述諸弊，既有時日倉匆之因，更是學力不逮之故，讀者罪我，無可置辯。因業師孫欽善先生與前輩王俊義先生在為本書所賜序文中，呵護弟子、鼓勵後學，所以多謬獎之辭而少批評之語，然如人飲冰，冷暖自知，故筆者在此對本書之弊略加交待。乾嘉考據學研究的著述尚不多見，本書旨在於拋磚引玉，美玉所出之日，當然就是磚塊棄置之時。倘能引起學術界對乾嘉考據學能有更多的關注與研究，就已達到了著者的一點微意。書中所論，多與前輩時賢不同，至其當否，尚熱切希冀學界師長與同仁的批評指正。

❿ 當代文獻有個特點

（1）首先，學習古典文獻學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整理古籍，對於一個民族版，一個國家有著權不可忽視的戰略意義。是一項重要的關繫到子孫後代的工作。最起碼的一點是，燦爛的中華文化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這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因此，整理古籍，為了讓更多的人看懂，僅作標點，注釋，校勘，訓詁還不夠，要有今譯，爭取更多的人能看懂。
（2）其次，學習古典文獻學是專業學習的需要。對於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學，古代歷史和哲學的人來說，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一門重要的必修課，是為專業課的學習服務的一門基礎課。由於在學習中要涉及大量的文獻典籍，因此，有必要學習和掌握古典文獻學的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 以便使自己在學習中能順利地找到材料，正確地運用材料，進而分析批判材料，得出科學的結論。
總之，系統地學習和掌握古典文獻學的基本知識，才能為今後的學習和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才能在科學研究中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