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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文化遗产

关于本文的内容介绍

自2003年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以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以个人或者联名方式一共提交了105份政协提案。值得欣慰的是,大部分提案所涉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或部分得到了解决。一些提案的解决促进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例如“关于设立文化遗产日的提案”、 “关于加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提案”等,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前瞻性作用得到广泛认同,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推动下,都得到了较好的办理。

中国“文化遗产日”诞生的故事

自2006年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以来,“文化遗产曰”激发了社会各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提高了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一年一度的“文化遗产日”,不仅仅是文物工作者的节日,而且逐步成为广大民众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传承中华文明共同的节日。

有两则普通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故事引发我对设立“文化遗产日”的思考。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王宁贤等5位农民在村边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储满珍贵青铜文物的窖藏。从小生活在“青铜器之乡”的农民朋友意识到这些文物是无价之宝,立即进行了分工,由一人回村打电话通知文物部门,剩余四人用土块封好洞口保护现场。赶来的文物保护人员被眼前的精美文物震惊了:出土的27件青铜器,件件都有铭文,件件都是“国宝”。后经专家考证,这批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为西周纪年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并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更令人感动的是,2003年至2006年的短短4年中,在同一地区又有11批农民群体在生产劳动中发现文物,并自觉报告文物部门或将出土文物上交国家。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贵州省黎平县地坪乡。2004年7月20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冲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坪风雨桥,当地数百名侗族群众不顾一切自发跃入浪涛滚滚的洪水,拼死打捞风雨桥构件。经过三天三夜的奋争,从贵州打捞到广西,抢救回73%以上的风雨桥主要构件,使风雨桥得以重建,演出一幕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壮举。

宝鸡农民的“护宝精神”,反映的是当民众感受到家乡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了解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之后,所形成的自觉自愿的保护意识和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风雨桥伴随当地村民度过了数百年的沧桑,凝聚了世世代代在此劳作的人们的情感,爱桥、护桥的意识已经溶入了他们的血液。保护意识和参与热情,是建立在了解遗产、亲近遗产的基础之上的。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这两个事例中得到了最强烈的表达。

与此两事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事物的另一面。

很长时间里,在一些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只是少数从事文化遗产专职工作的行政人员和研究人员的“专利”:在考古发掘现场,往往仅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在围绳和彩条布内进行专业操作,而住在遗址周围的百姓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与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紧密关系;当许多旅游景点为疏导如织的人流而费尽心机时,众多博物馆人在忍受着门可罗雀的寂寞;在一些文物库房,许多珍贵的丝织品、木质文物自出土之后一直浸泡于刺鼻的化学液体之中,而难与世人谋面……

许多文化遗产与世人是隔绝的,许多人与文化遗产是隔膜的。

与自然山水的一目了然不同,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内涵,往往需要发掘才能为世人所认识;文化遗产的专业性,需要专业人员向大众宣传才能被民众所亲近、感知和热爱。由此,文化遗产的价值才能得以彰显,文化遗产也才能真正得以保护。

中国有着数千年文明发展史,祖先留下了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保存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这些文化遗产是我们继承优秀民族传统、发展先进文化、创造美好生活、构建和谐社会的宝贵资源。对中国这样一个地上地下文物遗存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大国来说,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及渴望更是超过以往。

当前,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也开始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是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的一部分,不仅仅是某一专业机构或政府部门的事务;文化遗产行业也不应是一个封闭的行业。动员社会公众自觉投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政策、关注文化遗产行业的动态,既是加强文物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保障社会公众参与、监督文物保护这项文化权利实现的重要举措。

早在上世纪末,一些文化遗产从业人员就开始用更加开放的思维考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问题,并试图寻求各种途径启发公众对故土历史的眷恋与自豪。北京老山汉墓、济南洛庄汉墓发掘时都主动邀请媒体介入,并适时进行了电视直播;中国成为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会员国后,各级文物行政部门也连续牵头开展“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看,这些活动都存在很大局限性。如何寻找一个更有效的平台争取更多资源、吸引更多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设立中国“文化遗产日”被提了出来。

事实上, “遗产日”的想法最早来自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1984年,法国将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两天定为“遗产日”(当时的名称为“国家文物开放日”)。遗产日期间,被列入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名册的各类建筑物,包括博物馆、教堂以及部分政府机构所在地等,都免费向公众开放。为使活动更具系统性,每年的遗产日活动都确定一个主题。期间民众在城堡、银行、手工作坊、私人寓所和名人故居等社会历史见证物中,发掘民族的、家族的发展脉络,寻找历史的记忆,激发保护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情。法国政府主导的“文化遗产日”活动,经过多年的实践,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活动曰臻完善。

从1992年起,欧洲许多国家也加入了遗产日活动的行列。2003年,欧洲48个国家经过协商,决定从当年9月6日开始,将分期分批陆续举办系列文化遗产日活动。文化遗产日,已成为欧洲各国民众追寻民族文化之根的自觉活动,已成为欧洲人9月里的一个意蕴深长的“约会”。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呼吁设立中国的“文化遗产日”,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以实施。在2005年召开的第十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设立“文化遗产日”的提案》。我认为,当前中国文化遗产事业面临着城市化浪潮的巨大挑战和文化遗产事业加速发展的重要机遇,适时推动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创造一个全体社会公众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氛围,是彰显中国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作用和决心,促进建立国家保护为主、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物保护新体制的重要举措。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地政府投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和热情日益高涨,设立文化遗产日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在提案中我建议,设立中国的“文化遗产日”,在国家的层面上对“文化遗产日”做出明确的规定。提案很快经政协提案委员会审核通过,并提交国务院有关部门承办。然而,提案的承办单位表示,尽管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设立各类节日、纪念日、活动日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应严格控制批准设立新的节日、纪念日、活动日。应该说,这一回应是可以理解的。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含传统节日、纪念性和庆祝性的节日共有203个,如果算上少数民族节日,平均起来一年365天几乎每天都在过节。因此,在确定设立新的节日问题上,国家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基本上处于控制增加的阶段。

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我在一次与文物专家座谈上再次提到设立文化遗产日的问题,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同,并表示愿意通过各自途径发出相应呼吁。2005年7月19日,郑孝燮等II位学者联名致信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倡议设立“文化遗产日”。他们在信中提出: “我们认为,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使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以及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各项政策,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动态,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行动,既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分享文化资源,参与监督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来信做出重要批示,并指示国务院办公厅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很快就组织召开了关于设立“文化遗产曰”的协调会议,国务院法制办、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就设立“文化遗产日”需要准备的事项进行了协调。

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中国的“文化遗产曰”终于诞生。

设立中国的“文化遗产日”是提升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一项积极举措,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广大文物工作者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吸引更广泛的民众关注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自2006年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以来, “文化遗产日”逐步成为广大民众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传承中华文明共同的节日。

加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提案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有22个民族的人口在10万以下,有的不足5000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2009年1月15日至17日,我和国家民委有关人士到内蒙古、黑龙江两省(区)实地调研时发现,尽管我们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人口较少的民族地区的文化核心区范围较小,存续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身能力较弱,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带来的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传统建筑、传统生产生活用品等整体性消失速度日益加快,一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正在消亡,相关保护经费和人才严重不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正逐渐消亡。

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扶持力度.制定和完垂相关政策,加强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国家有关方面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紧迫问题。

根据此次调研,在2009年3月份的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我写了《关于加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提案》并争取到了其他42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支持。提案中我主要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建议设立“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项目。由国家民委和国家文物局共同设立“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项目,积极支持和帮助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开展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大抢救保护经费支持的力度。第二,建议优先立项支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博物馆建设。按照“逐步实现每个民族拥有1个以上的民族、民俗博物馆”的目标,优先支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建设收藏、研究、展示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博物馆。第三,总结在民族地区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成功经验,统筹规划22个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以及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与后发优势,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提案引起全国政协高度重视,将其从本届大会收到的5000多件提案中遴选出列入73个重点提案之一,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将其确定为2009年要深入基层调研的6个提案之一。2009年9月1日至10日,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和国家文物局联合组成专题调研组,赴云南、广西两省(区)人口较少民族村寨和相关文化遗产地进行调研。

考察中,我发现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形势比想象的还要严峻,一些几年前还保存着浓郁地方特色的村寨已面貌尽失。在广西,数年前环江县中南村毛南族传统民居建筑特色十分浓郁,但目前该村绝大部分已改建新房,仅个别农户因经济条件所限保留了传统民居,传承干百年的乡土建筑、传统民居被轻易放弃,而改建的新房也没有创造出符合当地气候环境、本民族风土人情的民居建筑。

正在消失的不仅是建筑。由于当前社会观念、生活方式等的快速变化,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强劲的一次冲击,许多数年前、数十年前一些民族尚在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品、大量负载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民族民俗实物在新村建设和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被大量遗弃。

我们所考察的几个民族博物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藏品种类单一、数量少、级别低的问题,一些正在兴建的民族博物馆藏品短缺问题更加突出,如即将建成的广西环江县民族博物馆目前仅有文物500余件,难以满足办馆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文物价值较高,致使境内外不法商人走私文物活动相当频繁,大量民族工艺品、民族服饰、生产生活器具等被收购和流失境外。

在广西环江县南昌屯,从村民的衣着上已经辨识不出毛南族的民族特色。毛南族是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和小孩既听不懂也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随着语言消失的将是与民族有关的历史、传统、技艺和习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孤立。在融人现代生活的过程中与自身的文化传统产生断裂,对于人口较少民族来说更容易发生。

其实,毛南族村寨的现状仅仅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一个缩影。其所反映出的是亟需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其根源在于对文化遗产价值认同度较低,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置于较低的位置,以致在暂时未找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之道时,以发展经济为名破坏传统文化遗产。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所带来的另两个问题就是保护经费投入的极端匮乏和保护人才的极度短期。

与经费问题相比,专业人员的匮乏更令人担心。此外,相关法规标准建设亟待加强。

调研成果《关于加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调研报告》引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批示要求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应予重视和支持。为扩大前两次调研成果,做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2010年1月,我们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调研组,继续对除广西、云南以外的6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省份内蒙古、福建、贵州、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进行实地考察。

根据两次实地调研所了解到的情况,在相关部门落实提案建议的同时,我们已率先将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为2010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主要内容包括:继续支持、指导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重点指导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制定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规划,开展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展示综合试点,逐步向全国推广;认真落实2009年6月2日国务院组织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和《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精神,就设立“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人口较少民族博物馆建设等,与国家民委等部门进一步沟通协商,制定实施相关措施;继续协调有关部门,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支持力度;继续支持提升人口较少民族博物馆的展示服务水平;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将逐步对全国相关人口较少民族博物馆及有文博机构的人员进行分批、分类以及安排到国内大、中型博物馆实习等方式的专业培训等。

在2010年的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我又联合其他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物保护人才培养的提案》、 《关于加强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管理的提案》、 《关于加强公众考古教育的建议》、 《关于重视和加强边疆文化遗产保护的提案》等24份提案,内容涉及文物法制建设、文物安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文物保护技术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当今世界,大家越来越普遍地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博大精深、一脉相承、连绵不绝,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和基础。因此,在我看来,在当今强调国家文化竞争力的国际背景下,文化遗产的价值早巳超越其本身。

这也让我看到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而令我高兴的是,政协提案已经逐渐成为凝聚各方面积极力量,加强部门间协调,解决文化遗产事业发展难点问题的良好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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